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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人士關于中國反腐的觀察與思考
來源:網群國際    瀏覽:

    姜虎成,曾名姜虎城,網名虎塵。1963年生,武漢人,本科(學士)高級政工師,社科會員,作協會員。在各大報刊發文數百萬字。出版詩集《再回首》,《勿忘我》;散文集《風中的玫瑰》;短篇小說集《破碎的靈魂》;評論集《用詞語審判你》;內參集(秘密集)《黑暗中的熒光》。

    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浪潮來勢兇猛,各地反腐提速。尤其"網絡反腐"頻頻使官員落馬,重慶雷政富、黑龍江孫德江、山東單增德等等一長串的名單上,都是因為網絡曝光被立案調查或被免職的公職人員。

 

    多地官員陸續落馬  

    10月25日,廣東省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廣東省財政廳原副廳長危金峰因嚴重違紀,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經查,危金峰于1998年至2012年間,先后多次收受巨額賄賂;通過非法倒賣土地獲取巨額暴利等。

 

  11月26日, 廣東省紀檢監察網發布消息稱,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省水利廳原副廳長)呂英明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呂英明是十八大之后該網公布的第一個被查處的廳級干部。

 

  11月27日,中共清遠市紀委通報,英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鄭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嚴重經濟問題,被清遠市紀委立案檢查,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11月28日,廣東紀檢監察網發布信息稱,據省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原揭陽市委書記、現該省人大農村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弘平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12月1日,廣東省紀檢監察網消息,據省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同志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梁道行今年已63歲,是深圳本地人,畢生在深圳工作。2009年因年齡原因請辭副市長后,還擔任了2011年深圳大運會執行局局長職務。

 

  12月13日,中組部有關負責人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已被免職。源自成都黨政系統內干部向北京提供的線索。舉報最終指向成都市遠郊一處房地產項目,李春城的“圈內人”涉足其中。

 

  同一天,多個消息源證實,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吳永文已經被帶往北京接受“組織審查”。消息人士稱,吳永文或涉生活腐化、買官賣官、挪用社保基金、違法辦案等多項問題。吳永文案的舉報者,正是吳永文“情婦”的丈夫。

 

  1月17日,新華社發文稱,中央編譯局主要負責人衣俊卿因為生活作風問題,不適合繼續在現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編譯局局長職務,此前,有網帖曝光衣俊卿與某女博士后有染。

 

  1月21日上午,山東省紀委新聞發言人表示,紀委正在密切關注新聞媒體和網絡曝光的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聊城市政府辦公室原工會主任杜澤勇,現已被立案調查。據了解,單增德此前被網曝“給情婦寫離婚承諾書”,杜澤勇此前被網曝“艷照合影”。

  12月6日上午,《財經》雜志副主編羅昌平在微博向中紀委實名舉報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涉嫌學歷造假,巨額騙貸,對他人恐嚇威脅等問題。而當天,國家能源局新聞辦公室負責人對某媒體表示,羅昌平舉報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長劉鐵男一事系污蔑。昨日,據羅昌平微博:中央有關部門已就本人實名舉報一事立案調查,是立案調查而不止于受理。近兩個月來,本人已盡舉報人義務配合成相應程序,在官方定論并公告之前不表態不回應。感謝各界親友,來年當以更好的調查報道回報。

  2009年,重慶反腐“雙重標準”重慶2009年查處廳局級官員20人,被指“官不聊生”


    薄熙來治渝期間,出重拳治吏的舉動引人矚目。一篇2009年9月刊發的報道這樣描寫:“薄熙來將重點放在了治官身上”、“薄熙來新官上任,引發官場地震”、“一位熟悉官場的觀察者用‘官不聊生’這個詞來形容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官場”。

  的確,根據重慶市檢察院工作報告,2009年這個“打黑年”,重慶因打黑查處廳級官員12名,共查處廳局級官員20名,占到了當年全國查處廳局級官員總數的1/10(根據最高檢工作報告,2009年全國共查處廳局級官員204名)。可見至少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重慶的反腐力度不弱。也正是2009年,重慶一次就有11名廳局級官員和國企高管被“保下”

  而同樣是2009年,被色誘拍下不雅視頻的重慶北碚區區長雷政富,因自知終將事發,主動向重慶主要領導人坦白了此事,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負責處理此案。2009年11月重慶警方偵破此案后,薄熙來與王立軍獲知了警方的調查結果,但警方并沒有對涉事官員進行訊問,此案從此被封存起來。這些涉事官員的仕途也未受到影響,不少人此后還獲得升遷,比如雷政富就升任了區委書記。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老虎”“蒼蠅”一個都不能少  1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他指出,反腐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最近,中央領導的這句反腐“硬話”成為國內外的熱點。這句預示著強力反腐信號的講話之所以流行,并產生振聾發聵的震憾作用,不僅僅是因為它比喻形象,關鍵是,出自總書記之口的樸實之言說到了全國人民的心里,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共鳴。

 
  所謂“老虎”,意指那些腐化變質高高在上的高官,而“蒼蠅”則指基層小官。官場“老虎”不僅“吃人”,還吃國有資產,吃民脂民膏,而官場“蒼蠅”,貪吃之外還“熏臭”別人,敗壞黨風民風,危害極大。這句擲地有聲的鏗鏘之語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民預防和懲治腐敗的信心。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需要以法治的方式進行,需要避開沒有章法的“人治”嫌疑。在這一點上,我們有許多教訓。只要我們有走向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決心和毅力,嚴格遵循依法治國的軌道,中國的反腐斗爭就一定能取得勝利,民眾一定會信任我們,小康社會和民族復興目標一定能早日實現。

“蒼蠅”危害的普泛性與直接性

   在腐敗領域,既有“老虎”,也有“蒼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全面懲治腐敗,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蒼蠅”。可是,在反腐敗的初始階段,往往會“抓小放大”,“蒼蠅”拍的多,“老虎”抓的少。上世紀90年代有一則有關懲腐的民謠:“老虎”作報告,“狐貍”聽 報告,“蒼蠅”“蚊子”戴手銬。反映的就是這一情況。此后,情況有所改變,成克杰、胡長清一些“老虎”先后被抓。中央一再提出,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位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近來,貪腐高官落馬的越來越多。“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現象得到有效改變,反腐斗爭正上上下下全面向前推進。

     然而,也出現一種“抓大放小”的情況,重視打“老虎”,忽視拍“蒼蠅”。實際上,“蒼蠅”貪腐的規模與影響雖不及“老虎”,但其危害性卻一點不能小覷。“蒼蠅”有著值得重視的特點,主要是:


    一、存在的普泛性。由于我國處處都有公共權力,公家人特別多,因而許多人,哪怕是一個單位的看門人,也可能像明代權相嚴嵩家的門人一樣,利用職權對要求進門的人索賄討紅包。水有水霸,電有電霸,房有房霸,路有路霸,只要掌握一點權力,就可以為難群眾。各行各業程度不同的不正之風,本質上就是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謀自身的私利。


    二、危害的直接性。老百姓經常直接受到腐敗危害的,多是這種“蒼蠅”式腐敗。一些基層人員,“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得亂辦事”,那些“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與“要想富,就上路,站卡就是搖錢樹”一類順口溜,就是民眾對小官胥吏腐敗的鞭苔。“群眾利益無小事”,這些“蒼蠅”直接損害了群眾利益,引發群眾不滿,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要解決群眾最直接最關心的問題,必須大力肅清這些在群眾周圍經常為非作歹的“蒼蠅”。


    三、與“老虎”的共生性。“蒼蠅”在腐敗體系中并非孤立的,它依靠“老虎”的庇護而生存,“老虎”也賴“蒼蠅”的支持而逞威,二者沆瀣一氣,“共生共榮”。近日連續發生的“房妹”“房姐”與“房媳”案,案主不僅非法擁有多套房產,而且非法獲得幾地戶口,所以能如此長袖善舞,多是“老虎”與“蒼蠅”相互勾結、協同作孽的結果。

 

    外媒評“老虎蒼蠅一起打”  

    1月21日至22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了個新口號,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其中,“老虎”是指掌握大權的領導人,“蒼蠅”則用來比喻低級別的官僚。受到外媒稱贊的,不僅是新總書記的反腐決心,還有他生動的措辭。他提出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被外國媒體頻頻引用。

 

    新加坡《聯合早報》注意到,這是習近平上臺短短兩個月以來,第6次在公開場合談到反腐。“他的最新談話引起中國輿論熱議,也獲得大
部分輿論的正面回響。”英國廣播電臺28日的報道援引了《人民日報》的評論,“歷史告訴我們,腐敗的惡化將不可避免地毀掉黨和國家。”

 

  在“十八大”結束的兩個月里,中國共產黨在打擊“老虎”和“蒼蠅”方面,都成果斐然。涉及高官的腐敗案件至少有5起,分別發生在重慶、廣東和四川。而以權謀私的中低級別官員被停職和調查的,更是難以計數。“反腐的風暴已經到來。”《人民日報》的微博這樣評論。

 

  路透社注意到,并非所有腐敗調查都以起訴貪官為結果,而那些坊間傳聞受到調查的官員重新出現在公眾面前,就代表著案件已查清,官員被無罪釋放。
  
    對于反腐的最高直接指揮官剛剛走馬上任不久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外媒表現出了很大興趣。《紐約時報》稱,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堪稱最佳人選,因為他沒有子女,少了很多利益牽絆。《金融時報》稱,王岐山有個“救火隊長”的美名,抗擊非典和組織2008年北京奧運會,都由他牽頭負責。因此,這一次將他任命為中紀委書記,“足可見中共中央打擊腐敗的決心”。

 

  外媒關注的“反腐先鋒”,不是只有官員而已。今年42歲的朱瑞峰是一位獨立記者,他創辦的“人民監督網”已揭露了100多起貪腐大案。最近的成就是揭露了重慶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的桃色新聞,直接導致了雷政富等11人的去職或入獄。

 

    朱瑞峰告訴《紐約時報》,“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在過去,一個出現性丑聞的官員可能要過10天才會丟掉職務,這次只用了66個小時。”《紐約時報》特別提到的一個細節是,朱瑞峰很驚訝地發現,他在揭露了雷政富5年前與18歲少女的桃色丑聞后,他的網站竟然沒被屏蔽。朱瑞峰說,過去他每次揭發了貪腐事件后,網站都會被禁用。“這一次,我卻接到了北京警方的電話,說他們接到通知要保護我的安全。”

 

    如何治標又治本

  據統計,過去5年,超過66萬政府官員因貪污受到調查,可見中共中央在打擊腐敗方面的決心非常堅定。令該報迷惑不解的是:為何腐敗分子仍然這么多?而且,貪污金額越來越大,嚴重程度越來越高?

 

  《金融時報》認為,問題就在于,中國現在的反腐行動主要集中在懲治已腐敗的官員,而不是進行各方改革,以從根本上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因此反腐效果“治標不治本”。

 

  對另一些外媒和專家來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加強監督。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我相信只有當大眾傳媒可以自由監督官員的行動,而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必須擁有監督政府行為的權力,反腐的結果才能長久。”

 

  多家外媒在提出上述質疑的同時,也樂觀地希望,隨著“微博反腐”變成有效的監督渠道,以及廣東試點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受到的好評,加上總書記習近平要求官員摒棄特權思想,也許未來的某一天,張冰建的“名人堂”作品可以全部終結,并永遠成為歷史的記錄。

 

  每至大小節日,這是送禮和請客的高峰時段。但英國《金融時報》注意到,今年在中國,大張旗鼓給官員送禮的情況變少了,宴請名單上的官員人數也變少了,而用于招待宴請的金額也大打折扣。該報的結論是--“官員們變得謹慎起來”。

 

  不出意外地,美國《紐約時報》同樣留意到了這個變化。一篇文章稱,對那些曾染指欺詐、受賄和權力尋租的官員來說,“現在正是格外緊張的時期”。

 

  幾乎所有西方主流媒體都細心捕捉到一點,那就是中國社會風氣的變化與新領導人上臺后的嚴打腐敗,有著直接聯系。隨著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深圳市副市長梁道行等人的相繼落馬,外媒預言,中國共產黨高層準確傳達了一個信號:這次反腐是玩兒真的。

 

    制度反腐的核心是權力結構改革  

    現階段中國紀檢工作到了不得不突破的關口,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紀委在治本上用的力不多,治標上力度很大。30多年來,幾乎沒有一個黨政主要領導的腐敗問題,是由同級紀委監督檢舉揭發的。而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反腐敗斗爭,中央紀委也還沒能提出預防為主、治本為主的戰略方針。但這并非中央紀委不愿意提出,而是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沒有實質推進,紀檢監察體制如果沒有實質性改革,各級紀委很難做到治本為主,預防為主,制度建設為主。鄧小平說,必須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必須改革權力結構,必須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總病根”。反腐能否在治本上取得突破,紀檢監察體制能否有實質性改革,我們能否走出愈演愈烈的反腐困境,均取決于權力結構的改革。

 

  令人欣慰的是,領導層現在也意識到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所在。正在逐步改革,建立巡視制度,就是變同體監督為異體監督,已經立馬收到效果。互聯網時代為每個公民的言論自由搭建了最大最廣最快的平臺,也為網絡反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渠道。公眾利用網絡可以直接向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司法機關進行舉報,減少了很多中間層級,同時還能把很多問題公開化。所以網絡反腐也已進入中紀委的報告,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任何一種工具,有利也必然有弊。因此,也有個別人利用網絡反腐造謠誣告惡意誹謗。但總的來看,網絡反腐,利大于弊。

 

  權力結構是制度防腐的核心,制度反腐以權力結構為重心,最后的發展還必須與公眾的這種權利反腐相結合,這樣才能構成中國特色的反腐新模式,而不僅僅停留在制度層面上。制度反腐的最高境界就是與民眾的權利反腐相結合。制度反腐必須與民眾的權利反腐相結合,才能形成疊加效應,才能跳出反腐敗的周期律困境。

 

  鄧小平說過,反腐是要靠法制的,事實上靠法制反腐就是靠制度反腐。因為制度反腐追求的目標是通過改革,以健全科學合理的權力結構,健全法律,健全法規體系,健全我們的政策制度,實現由人治到法治。靠法制反腐,就是要靠改革、靠新的權力結構來反腐。如果權力結構不改革,我們頒布再多的法條、法規、法律都無濟于事。因為,“徒法不足以自行”。比如,我們會計法頒布這么多年,朱總理親自創辦了三個會計學院,并題詞“不做假賬”!我們培養了千千萬萬的會計員、會計師,但是有幾個不做假賬的,現行法律能保證他們不做假賬嗎?保證不了!因為我們的權力結構并未改革,我們的權力結構是個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是蘇聯亡黨亡國的權力結構。在這種權力結構下,必然出現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情況。法律頒布再多,會計學院建立再多,你培養的會計師再多,可最后你連“不做假賬”這么一個小小的問題,你都解決不了。我以為,這不僅是對“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最好詮釋,也是對各種執行難的最好注釋。“蘇聯模式”的人治的權力結構不改革,科學合理的法治權力結構不建立,頒布再多的法律、法規、法條,也用處不大。所以,在堅決維護中央權威的前提下,一定要改革過分集中的舊的權力結構,這是制度反腐的核心所在,也是走出反腐困境的關鍵所在。

 

    結語  

    反腐敗已是中國上下的共同目標,官方懲治腐敗的決心和力度在十八大后空前加大,互聯網活躍程度不減,官民需要就此不斷磨合,加強信任和協調,不斷夯實法制國家的社會基礎。而不雅照這件事的反反復復最終應促成朝這個方向的進展。這理應是一次相向而行的合作, 而不是一場奇怪博弈的網絡肥皂劇。為此,顯然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但在當前條件下,官方的耐心和細致尤其重要。而且官方做事多一分透明,它的引導力就會增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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