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臨，上訪戶們在街角放上音樂，自發地跳起舞來（圖/梁辰）
對于這座城市的居民來說，這是輛再普通不過的公交車。車里朝九晚五的普通乘客，不會在意車廂里的那些特殊面孔，更不愿意聽完他們手提袋里的那些冗長故事。
他們被稱為訪民——這座城市突兀的闖入者。對于他們來說，從北京站到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再到北京南站東莊的“上訪村”——北京的20路公交，他們的進京上訪之路——意味著通向希望或是通向絕望。
在這條路上，有人走過一次，也有人走了幾十年。吉林人吳桂華就是這樣一個上訪者。2013年5月，北京火車站，當又一輛20路公交車啟動，她突然意識到：上訪這條路上，自己已無法回頭。
幾十年里，這輛公交車上每天都運載著吳桂華這樣的“闖入者”。他們不斷從這個國家的村莊、城鎮里涌向北京。他們中的一個人曾在網絡上寫道：這是一段“朝圣之路”。
正義路
嘈雜的北京站每天都會過往幾萬旅客。剛下火車的上訪者就隨著這些人流向公交車站聚集。20路最開始的行駛軌跡，一路向西，開向天安門廣場——從劉伯溫設計這座城市，那里便是王朝的中心，如今它依然是外來者向往的地方。
前門東之前那一站，名為“正義路”。過去是高柳垂陰的“御河東堤”。歷史上，這條路上發生過很多事，五四運動、審判“四人幫”……每一件都關乎這個國家的命運。
對于上訪者來說，這也是一條通向正義之路——當然你很難說清他們心中“正義”的定義：有時候它意味著沉冤得雪；有時候它意味著懲奸除惡；有時候，它意味著法不容情；但有時候，它也意味著上訪得毫無道理。
吳桂華坐上20路的兩個月后，一個名叫龍和的63歲湖南土家族老人第三次來到這座城市。沒有錢，怕被打，那天他沒敢登上這輛公交，而是按照20路的線路走了5個小時。
他住不起15塊錢一天的床鋪，每天睡在路邊。這幾天北京大雨滂沱，他只好躲在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外的高墻檐下。吳桂華也在最拮據的那幾日，與其他上訪者一起睡過橋洞。直到某一夜她猛然驚醒，發現有個年輕的流浪漢在摸她的腿。
離開湖南的時候，龍和身上只有70塊錢，他花50塊換了一張北上的車票。這張票無法完成全部的旅行——剩下的里程，聽天由命。這一次進京，龍和決定“不解決問題就不回去了”。幾年前，他的兩個兒子因盜竊入獄，留下4個年幼的孫兒給他照顧。他成為家中惟一的勞動力，而精神病發作的老伴在他下地干活時，將孩子扔進了池塘。
龍和不懂法律也請不起律師，他只知道一個名詞叫“監外執行”，一個名詞叫“改判”。他執意要求政府能“改判”，至少能還他一個兒子回來“監外執行”。在家鄉，他聽說有人上訪贏得改判——這是他兩次進京上訪無果仍未動搖的“信心”。
吳桂華同樣對翻案充滿信心。她本在吉林開著一家美容院，直到一位客人刮痧后因肝硬化死亡。法院認定那次刮痧與死亡相關。經過牢獄之災、事業全毀，她開始期待通過上訪還自己一個公道。
似乎不是一個好兆頭：這一天，吳桂華乘坐的20路并沒駛向那條叫作“正義”的馬路，而是在正陽門前轉彎向南開去。
天安門
汽車轉彎的時候，吳桂華遠遠望見毛澤東紀念堂和那座紅色的天安門城樓。“承天啟運”、“受命于天”，六百年前，天安門成為皇權的象征，是新皇登基、詔令頒發之地。
打那時起，自認為含冤的中國人就開始背井離鄉千里跋涉，冒著杖責、“滾鐵釘”的風險上京告御狀。在清代，這被稱為叩閽、京控，如申訴不實可能被殺頭。
共和國時代，這條進京上訪之路仍然延續，只是人們已不用擔心遭受皮肉之苦。
“毛澤東是黨的信訪工作的偉大奠基者。”——這句話出現在1994年出版的《中共黨史》里。1951年，毛澤東對于如何處理群眾來信進行了批示。這一批示直接影響了當時政務院頒布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工作的決定》。《決定》要求縣級以上政府專門設立接待室接待群眾，并要求“保護信訪人，嚴禁打擊報復”。后來“三反、五反”直到“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的第二屆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信訪都成為政治斗爭無法擺脫的一部分。
與國家的命運相比，上訪者的命運似乎不值一提。他們卻在卑微中學會如何把握國家的脈搏。每逢“兩會”，來訪接待司門口都會坐上更多的上訪戶。有人打上條幅，只要有公交車駛來，就迎上去展示。
停下的大巴里，坐的也可能都是新人。這些新來的申冤者先找到月壇南街的國家信訪局。在那里，他們會領到一張紙條，被打發到這里來，人多時還會有大巴接送。
當下中國，很難再有如此熱衷于自發學習“中央精神”的群體。最近，印著“反腐”、“打虎”、“捕蠅”消息的報紙，成了他們的流行品。
對于一座城市，有多少故事發生在大街上，就有多少故事被埋藏在地底下。在信訪局來訪接待司旁的地下通道，你會發現這里匯集著世間的各種苦難。天熱的時候，這里會睡上幾十個衣衫襤褸的上訪者，他們拖家帶口、披著白布、擺著殘疾的腿，甚至賣起草席。
有時穿安保制服的人會來轟他們離開；有時清潔工會來地下通道打藥。那藥水嗆得人直流眼淚，他們只能出去躲上四五個小時。
即便如此，老胡也不愿離去，“這可是北京，皇帝的地方。”
東莊
5月，在20路公交上，吳桂華遇到了另一群上訪者。他們能從眼神中看到彼此的遭遇，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一起。她說這是“人與群分”的默契。吳桂華第一次知道，上訪者有自己的聚集地——北京南站以北的東莊。
那是上訪者的世界。因為緊鄰多家信訪接待機構、北京南站、永定門長途汽車站，幾十年前，上訪者就開始聚集于此。那時南站多為慢車，票價低廉，是他們的首選。后來，這里改建為奢侈的高鐵站。
吳桂華跟著他們一起在永定門西下車。這里是距離東莊只有一站的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他們心中20路的終點。
在這一站，上訪者手中的竹席、馬扎就是通行證。看到上訪者涌上前門，司機會默契地喊一句“后門！”
吳桂華后來才知道，“只要說是上訪的，坐公車不用買票”。其實，從沒有哪家公交公司有這規定，這是上訪者賦予自己的“權利”。
如果在其他的公交線路，這免不了引發一場爭吵。20路的售票員有時也會抱怨，“沒錢上訪不買票，有錢上訪也不買票！上訪光榮！”
當然，也有上訪老人背著滿袋子廢舊塑料瓶，買票上車。他們往往一邊上訪，一邊拾荒維生。
2009年，另一輛公交車上的一起逃票事件，引發了備受爭議的“一元勞教案”——因未購買價格一元錢的公交車票，3名常州市民在事發一年后被勞教。那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將100例因上訪而被勞教的案例集結成《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判》，他說“這僅僅是冰山一角”。
2004年，于建嶸像吳桂華這樣的上訪戶一樣，住進東莊15塊錢一晚的私人旅店。2002年，東莊拆遷整治被列為北京市政府要做的“60件實事”之一，但上訪者的世界依然沒有太多改變。
于建嶸是廢除勞教的堅定支持者，也是最早呼吁逐漸廢除信訪制度的學者。他覺得應該改革司法本身，而非緣木求魚，“信訪制度是以權力自上往下施壓解決民眾訴求的制度，程序性嚴重缺失，無法應對當前問題多發和糾紛復雜的局面。它實際上是執政者‘青天意識’的制度表現。”
那一年，突然增加的上訪數量引起一場關于信訪“應該加強還是減弱”的大討論。在那次討論中，于建嶸是最為孤獨的一個。左派學者說他“廢除信訪削弱國家權力”，****學者則質問他“為什么連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要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