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山西省檢察院黨組召開會議，通報山西省委對該省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文曉平等6名黨員領導干部違反規定參加私企老板宴請娛樂活動違紀問題的處理決定。6人分別被給予撤職、免職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通報稱，針對此事將深入剖析問題發生的原因，反思作風建設中的疏漏，以此為戒，重塑形象。山西省檢察院黨組認為，在當前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大力反對“四風”的形勢下，個別檢察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頂風違紀，參加私企老板宴請娛樂，嚴重損害了山西檢察機關乃至全國檢察機關的形象，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作為監督者，必須用更高、更嚴的標準要求自己。
9月12日，山西省檢察院出臺的《檢察人員“八小時之外”五條禁令》中規定：公車私用，前往與檢察人員身份不相符合的場所活動，參與與自己職務職責相關的宴請，在社會上耍特權、逞威風、尋釁滋事，公權私用，損害檢察機關形象五類行為將被明令禁止。
此前有報道稱，8月7日晚，文曉平與太原市晉源區檢察院檢察長常向東等6名干部聚會吃飯、唱歌，旨在與幾人商議其兒子的工作事宜。當日，晉源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翟俊宏及該局副局長張晉宏均在場。
9月16日，山西省檢察院政治部宣傳處楊姓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檢察院近日出臺《檢察人員“八小時之外”五條禁令》，該系統將以此為標準要求黨員干部嚴格遵守。
“一旦發現違規違紀行為，我們會立即采取相應的處理流程：首先是停職，然后查看具體原因、事發過程等，最后會根據相應的法律或黨政紀律進行處理。針對干部言行，除了動員社會力量，檢察系統內部也會加強監督。此外，還會展開不定期抽查。我認為，這是一項可行性較強的新舉措。”他說。
對于該禁令能否揪出“八小時之外”干部的不當言行，他表示：“我們會嚴格執行黨員紀律和行政紀律。現行的公務員法和黨內紀律中，也都對干部的生活圈、交友圈等作出了相應規定，這些法紀同樣適用于檢察系統。未來，我們還會進一步完善相關管理辦法。”
此外，對于之前媒體報道中提及“文曉平此次參與娛樂宴請，是為兒子的工作事宜”，該工作人員表示：“這部分調查不是檢察機關能夠獨立完成的，具體情況還需要咨詢紀委。”
近年來，針對干部“八小時之外”的管理措施并不少見。關注度較高的是2001年前后，中組部在浙江湖州展開的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試點。據官方數據顯示，當地展開“兩圈”考察后，先后有86名干部因此受到談話誡勉、取消擬任資格等處理及黨政紀處分，涉及問題包括生活不檢點、公德意識差等多方面。
此后，該項新政還曾擴大實施范圍。
2004年，浙江省委組織部制定出臺了《關于推行領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見》，其中規定，官員業余時間打麻將賭博、鄰里關系、朋友圈構成等都將成為考察內容。不過，考察重點僅限各黨政機關縣處級及以下干部。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八小時之外”監督屬于干部監督的一種新嘗試。“‘兩圈’考察能多角度、多渠道、及早掌握干部的問題。少數領導干部在工作時間內善于表現，但在生活圈和社交圈卻未必言行一致。如果從這部分介入監督，可以防微杜漸，形成約束力，起到警示作用。”
“‘八小時之外’監督主要針對干部生活、交友，與其為官用權息息相關，有必要納入人事考評的范疇。”莊德水說。
事實上，多起重大腐敗案件背后，都有“生活圈”的影子：今年8月，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稱，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嚴重違紀違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本人及其親屬收受巨額錢物，違規為其親屬經營活動牟取利益；在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一案中，最終王懷忠被執行死刑，其妻韓桂榮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正義網公布的貪腐案件調查數據顯示，親屬共同受賄比例已達81%。
“‘八小時之外’處于監督盲區，很容易為腐敗行為打掩護。比如，一些人打著人情招牌，利用朋友交情、親戚關系等借口行賄、要項目，很容易令干部放松戒備，難以回絕，其實就是開了腐敗之口。”莊德水說。
不過，他認為，這部分監督操作起來“難度較大”。
“首先，工作時間之外是否應該監管，領導干部內部是有爭議的。相當數量的干部認為這會侵犯個人隱私，侵占私人空間，這個時間段不應受黨政紀約束，而應屬于社會倫理規范的范疇。”他說，“此外，也有一些民間組織雇人協助監督。具體辦法包括，蹲守在干部居住的小區門口，看有哪些豪車、人員出入等，但這種做法本身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也備受爭議。”
對此，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河南省廉政評價研究中心研究員樊紅敏也表示了類似看法。“很多干部認為，私人時間里的不當行為最多涉及道德問題，不該上升到法律層面。這個時間段的監管缺少法律依據，操作難度較大。”
不過她認為，相關規定的出臺展現了一種威懾力。“至少讓一些干部意識到，私人時間里，權力也該受到監督和限制。比如，近期中央出臺八項禁令后，不少干部才意識到，吃喝宴請也是腐敗的一種。但之前我們在調研中，很多地方干部甚至表示，‘我既不偷也不搶，無非吃點喝點，這怎么能算違規？’我認為，‘八小時之外’監督的主要意義就在此。”她說。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不少地方都曾出臺過類似規定。2013年7月，重慶市司法局曾提出凈化“八小時之外”朋友圈、社交圈。該細則對干部的生活作風作出12條細化規定，包括不準賭博、不準借婚喪喜慶事宜收錢斂財等。重慶市司法局鄭姓主任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違反上述規定的干部，將按照管理權限由相應組織進行處理，構成違紀的將依照有關規定給予紀律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不過他也坦言，“‘八小時之外’監督確實有難度。通過這些細則，促使黨員干部從思想、行為等方面改善不當的交往、生活習慣，起到警示、提醒的作用。”
江蘇鹽城市司法局胡姓主任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地的操作思路是從教育、制度、家庭、監督等四方面落實對干部的監督。“總體思路就是獎懲分明：對于違規干部，懲罰機制包括警告、通報批評等；對嚴于律己的干部，我們會將其個人表現納入黨員干部的考核中。”他說。
莊德水說：“多地已經出臺的禁令、規范，本質上大都是倡導性的，缺乏具體執行機構：監督部門沒有人力、物力、財力在下班之后實施監督。從制度規范角度看，應該引入利益沖突機制，只要是與其職務、管轄范圍相關的活動就應回絕。在監督思路上，還得依靠公眾、社會、媒體的力量，倒逼監督有效進行。更重要的是，將干部的‘八小時之外’的表現與仕途緊密捆綁，這樣他們才會有所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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