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的寓意是穩定、平安，穩妥發展。新編纂的《定安縣志》通過沿革、地理等二十八編和大事記，以及附錄的內容，翔實記述了1840至1996年的史實。敘述在定安這片熱土上，漢、黎、苗等各族人民休戚與共，辛勤耕耘，發展生產，灑下熱血和汗水，培育出一朵朵芬芳、璀璨的文明之花的歷程。從不同的角度告訴人們，定安縣的建置雖然較晚，其歷史淵源卻久遠；這里沒有海，大部分地區屬于南渡江流域，土地肥沃，環境獨具好處；這里的經濟雖然發展緩慢，其人文卻燦爛輝煌；這里居住著的幾個民族，相處相當融洽，共同孕育出樸實、敦厚的民風；這里的經濟基礎雖然較差，全縣人民卻始終奮發圖強，努力發展生產，造福社會，為促進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有口皆碑的貢獻。
一、歷史淵源久遠
大事記和沿革、城鄉建設、人口等編主要從縱的方面告訴讀者，定安縣建置雖然只有700余年，但其歷史淵源久遠。早在新石器時代，境內已有百越族移民進行勞動生產。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于秦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立象郡（在今越南維川以南的榮橋），海南島劃歸象郡疆界，居民是百越族中的駱越族，西漢后稱為貍獠，到了宋代才稱為黎族。黎民世居沿海、江畔，以捕漁為生。由于黎族人民經常為反抗封建專制王朝的統治而舉行起義，封建王朝便從廣西、湖南一帶征調苗兵前來討伐。苗兵到本地后，對這里舒適的氣候和優美的環境很羨慕，認為是居住的理想之地，因此，在戰斗中逃亡的和戰后退役的都留住海南。從這時起，本縣區域增加了苗族。唐末宋初，漢人大量遷入定安區域。黎人逐漸遷入內地以及母瑞山、五指山、黎母山的腹地，苗人則在深山的周圍生活。歷經滄桑，逐步形成了定安東北部為漢族居民住區，龍門、龍州、九所（今富文）、坡寨、嶺寨地區以及西邊為黎漢族雜居區，嶺口、翰林以南為黎苗雜居區，其時歸瓊山縣所轄。
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漢、黎、苗民族也在日臻交流、雜居、通婚中不斷融合，共同創造文明。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東坡被貶到瓊州，當他游覽黎母山后，自己長時間那憂悒、沉郁的心情卻被深山的美景和風土人情蕩得一干二凈，情不自禁地吟詠了一首著名的七言律詩《題黎母山》，贊嘆：“黎母山頭白玉簪，古來人物盛江南。春蠶食葉人千萬，秋鶚凌云士十三。去日黃昏香袖滿，歸時綠柳映袍藍。荒山留與諸君破，始信東坡不妄談。”是的，不光是這里的山水美，在這里生息繁衍的漢、黎、苗族人民更美。勤耕勞作，團結友愛，追求文明進步是他們的夙愿。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割瓊山南境及平黎后新歸附之黎峒置定安縣，縣治初設在今國營中瑞農場雙灶嶺。翌年，為便于管理，縣治遷建于南資都南堅峒，即今龍門鎮西北的官衙、官井村一帶。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太子圖貼睦爾被貶瓊州，游于定安縣南雷峒，峒主王官“事之以禮”，并出資300兩銀為圖貼睦爾媒聘能歌善舞的青梅為妻。天歷元年（1328），圖貼睦爾被召回京師繼襲帝位。次年（1329）升定安縣為南建州，直屬于北海元帥府，王官受任世襲知州，州治設在瓊牙鄉即今定城南門外的楊墩坡村南邊。明洪武二年（1369），明軍集中兵力鎮壓忠元不降的南建知州王廷金（王官子）后，復改南建州為定安縣，并任命“創始更新，以不煩不擾民為便”的君子吳至善為第一任知縣，縣治遷至現在的定城。自此至今，在悠悠的633年歷史長河中，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52個春秋中，定安已從一個不大引人注目的海南島內陸縣，發展成為毗鄰省會，集農、工、商、貿為一體，在城郊經濟中做出重大貢獻的縣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春風的勁吹下，在奔向小康社會的雄壯進程中，定安縣將擁有更加艷麗、豐裕的未來。
二、環境得天獨厚
地理、林業等編以縱橫相結合的方式，記敘了定安縣的地理位置處于瓊北內陸，屬熱帶海洋性氣候，山水和田園美如畫。建縣初期，其地界概念是沿海各縣管不到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全島中部地區。婀娜多姿，森林盛裝的五指山、七指嶺、黎母山、母瑞山屹立在本縣版圖之中，仿佛是4位慈祥的母親，攜手同心協力哺育著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著的漢、黎、苗族人民。明代瓊山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的邱浚在少年游歷五指山時就將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寓意于贊賞《五指山》的美麗詩句之中：“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煙。雨馀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中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這塊神奇的土地物華天寶，黃猄、豪豬、山豬、坡鹿、猴子、山兔、穿山甲、山熊、豹貍、果子貍、金錢貍、日貍、豹等30多種哺乳動物生活其中；金環蛇、銀環蛇、巨蟒（南蛇）、眼鏡蛇、四腳蛇、山龜、坡馬等40多種爬行動物出沒其間；山鷹、白鶴、原雞、山斑鳩、麻雀、鷓鴣、白面雞等50多種禽鳥在空中飛舞；南渡江、萬泉河兩大河流發源于五指山，象乳汁一樣流經本縣大部分地區，所有這些都為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提供了富庶的生命源泉。
清朝康熙年間，定安縣的地界逐漸成型，東西寬約50公里，南北長300多公里。宣統三年（1911），全縣有漢族村莊1507個，以及7個黎峒400余個村莊。辛亥革命后，海南島增設3個民族縣，定安縣的東南和西南部劃去了相當多的地區。共和國成立后，經過幾次劃界，定安縣便從古代全島區域最大的縣變成現在較小的縣，位于海南島的中部偏東北，東經110°7′至110°31′，北緯19°13′至19°44′之間。縣域東界文昌市，西接澄邁縣，東南與瓊海市毗鄰，西南與屯昌縣接壤，西北與澄邁縣相連，北隔南渡江與瓊山市（今海口市）相望，東西寬45.5公里，南北長65公里，疆界長251.5公里，面積1177.7平方公里。
本縣地勢南高北低，屬于丘陵半丘陵地帶，土地肥沃，緯度較低；氣候溫和，年平均氣溫24度；熱量豐富，陽光充足，年平均日照時數1880小時。水資源豐富，除了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953毫米外，境內河流不少，流域面積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條，總流域面積達1293.2平方公里，是“三高一優”農業開發的寶地。礦產資源蘊藏豐富，有金屬礦鐵、金和非金屬礦水晶、石墨等40多種。植物種類繁多，以喬木群落、次生林稀樹灌叢及林下灌木為主共1700多種，境內珍貴樹種有子京、黃圮、坡壘、烏墨、母生、青梅、花梨、綠楠、香椿等。如今定安縣屬海南省經濟發展總體布局中的海口經濟開發區，環島東線高速公路從其東側穿越，沿途開設3個分道口與縣內公路相連。全縣可利用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共有30多處，其中被定為省級風景名勝的南麗湖，開發潛力很大。總之，充滿奇羨和魄力的定安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以及十分難得的交通優勢和資源優勢。定安人民將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歡迎海內外人士踴躍投資共商發展。
三、人文薈萃奪目
人才，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定安人才輩出，文化昌盛，其產生過程是歷代文化教育，民俗、傳統等因素所決定。教育科技、文體、人物等編重點通過因事系人、因人敘事相結合的方式，記敘了定安人文璀璨的篇章。
早在宋代寧宗慶元初年（1195—1196），瓊州通判劉漢就在本縣屬地設立社學，聘教師訓誨黎漢族子弟。元代，本縣增置了州學，“立教授……察驗通經之士”。明清時代，本縣的文化教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各類學校，特別是義學星羅棋布；讀書人之多，學習風氣之盛，考中舉人、進士人數之多，為人們所矚目。在海南文化的長河中，每當提起定安，人們總會追想到官至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弘誨，殿試一甲第三名的探花張岳崧，以及官至大理寺卿的王映斗。
明嘉靖四十年（1561），王弘誨鄉試考中第一名舉人（解元），嘉靖四十四（1565）科考中進士。他在朝廷任高宮后，十分重視教育事業，特別是對海南生員渡海到雷州參加考試的窘況險情十分關注，于隆慶四年（1570）向皇帝奏《請改海南兵備道兼提學疏》獲準，萬歷四年（1576），瓊島得以設立科考場讓生員就地參加考試，立下了史稱“奏考回瓊”的不朽功勛。瓊州士子因而特為其在定城建一生祠紀念。萬歷三十二年（1604），他在定城主持興建尚友書院，大力發展教育和傳播文化知識，為定安燦爛輝煌的文化夯實基礎。在明代的260余年的歷史中，定安人才輩出，全縣共有62人考中舉人，幾乎為每4年就有一個人，除瓊山府城外，名列瓊島各州縣的第一位，被譽為“海外衣冠盛事。”清康熙六十年（1721）莫魁文考中殿試三甲第八十八名進士，“開瓊南國朝甲榜之先”，是清代海南第一個考中進士之人。清雍正五年（1727）莫陶考中二甲第十四名進士。清嘉慶元年（1796）莫紹德考中三甲第八十四名進士。這3位進士均為現在的排坡村人，被譽為“一里三進士”。清嘉慶已巳年（1809）的殿試中，張岳崧考中進士，被欽點為一甲第三名（探花），為海南歷代科考取得名次最高之人。嘉慶皇帝為瓊州海隅之地竟有人考中這樣高的名次而感到高興，有“何地無才”之驚嘆。張岳崧官至湖北巡撫，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摯友，也是“禁煙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行者之一，他的書法被公認為居廣東五大書法家之首；其次子張鐘彥于清道光乙巳年（1845）考中進士，是海南7對父子進士中的1對。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映斗考中甲辰科殿試二甲第十四名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正二品銜），是著名的教育家，曾栽培出1名狀元，1名探花和2名太史；其次子王器成于光緒十八年（1892）考中進士，是本縣父子進士中的又1對。清代，海南13個州縣考中進士30人，其中定安縣8人；考中舉人178人，其中定安31人。這些優秀的人才，其思想精神對海南以及定安的文化乃至社會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形成相應的人文景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定安的近現代政治、文化的發展。
古代定安，近400人在京城和全國各府、州、縣當官，傳播文化，是時代文化的使者。而現代則是不勝枚舉，特別是就讀黃埔軍校，任“省港大罷工”模范大隊長、中共瓊崖特委委員孫成達，瓊崖蘇維埃政府常委徐樹芳，瓊崖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莫安全，北京大學畢業、天津津沽大學教授朱照箕，原國民黨國防部次長、中將吳敬群等。孫成達在民國16年（1927）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事變后，于20日帶“中共廣東區委關于蔣介石及其反動軍事頭目叛變革命和捕殺共產黨人對瓊崖地委的指示”乘輪船于21日抵達海口，搶先通知中共瓊崖地委駐海口市的領導人及時轉移，避免了瓊崖國民黨在22日實施“四·二二”事變時對地委領導人的殘殺，保住了瓊崖共產黨人的重要火種，立下了不朽的功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本縣作為著名的文化之邦和瓊劇之鄉，在短短的52年中，涌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吳鴻僑、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王樂夫、《海南日報》社副主編鐘業昌和教授莫國端、湯集祥、鄭誠等人，以及伍宏芳、“天上月”等瓊劇名伶，共有4000多人考讀大學，50多人取得碩士學位，10多人被授予博士學位，還有部分人到國外留學深造，真正“江山代有才人出”。定安古今，人文薈萃，璀燦奪目。
四、民風淳樸勤勞
軍事、社會風土、社會團體等編注重以寫實的方式，詳細地敘述了定安境內各族人民善良、友愛、淳樸，吃苦耐勞、富有正義感和敢于反抗朝政專制、貪官暴虐、貪婪腐敗的敦厚民風。
黎族人民以捕魚為生，其次是狩獵。由于捕魚、狩獵工具落后，常常饑寒交迫，食不果腹。他們無所畏懼，團結互助，勇于斗爭，這是他們的風尚。捕獲獵物共享，見者有份的習俗一直延到現在。苗族人民向來對黎族同胞都有同情之心，以和為貴，同黎族、漢族人民真誠結交。漢、黎、苗各族人民和睦相處，互相傳授生產技術，生活技巧，在長期的交流、通婚中逐漸融合。
在封建社會，被統治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生產權利是經過無數次的斗爭而取得的。唐懿宗咸通五年（863），黎母山一帶的黎峒以蔣璘為首舉行大起義。元、明、清代，本縣黎漢族人民曾發動過以王觀福、王觀茍、曹英、王承宣、黎馬矢、吳偕、謝昌、楊二、韓有獻、王振邦、王天成、那九、陳忠清等人組織的武裝起義，給封建皇朝統治以沉重的打擊。辛亥革命時期，陳繼虞于1920年9月18日率領黎漢討袁民軍攻下定城，并建立了3個多月民軍政府。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聞名海內外的母瑞山革命根據地兩度保存了瓊崖革命的火種，使星星的革命之火，燎原瓊崖大地，在瓊崖人民堅持武裝斗爭23年紅旗不倒的偉業上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不愧為瓊崖革命的搖籃。1929年8月中旬，在中共瓊崖特委機關再遭國民黨當局破壞，瓊崖革命一時失去統一領導核心的情況下，是內洞山革命根據地以及定安人民迎來了瓊崖蘇維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和澄邁縣委書記馮白駒等瓊崖共產黨的骨干，在那里召開了著名的各縣代表聯席會議，組建了以王文明、馮白駒等9人組成的中共瓊崖臨時特委，確立了“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馮白駒在瓊崖臨時特委的領導地位，其意義深遠。在抗日戰爭時期，母瑞山和內洞山根據地的黨政軍民不畏****，用自己那一股股沸騰的熱血，譜寫了一首首滅寇救亡之歌。抗戰勝利之后，在奔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征途上，定安人民在“嶺口之戰”、“黃竹之戰”中立下不朽業績；在“文革”的浩劫中，以吳科道為首抵制亂殺人黑風，保護了無辜；在“經濟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定安人民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慷慨灑下自己的汗水，始終無怨無悔。“凡民稟五常之性，有剛柔緩急聲音不同，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不同，謂之俗。”定安漢、黎、苗族人民從辛亥革命直至今天，跟準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今天的新紀元，這是淳樸民風傳承的具體表現。定安人民是富于抗爭，勤勞勇敢的人民！
五、生產“四落五起”
政黨、政權政協、農業、工交、水電、財稅、金融、城鄉建設等編側重從政治、經濟、衛生等角度記述了定安各族人民在悠長的崢嶸歲月中，在創造燦爛文明的同時，用自己的才智和汗水改造自然環境，發展生產，在崎嶇曲折的道路上，經歷了四落五起的發展過程。
明代以前，由于生產工具的簡單落后，以及獨特的地理和自然環境，本縣經濟發展緩慢。明洪武二年（1369），吳至善出任定安縣的第一任知縣后，“創始更新，以不煩不擾民為便”，鼓勵農民勤勞耕作，經濟得到大恢復，因而縣府也于次年從瓊牙鄉（即現定城鎮楊墩坡村南邊）遷到定陽（今定城）建縣城，奠定了縣治的最早格局。明永樂十八年（1420），第二任知縣吳定實“因時就功，善撫黎民”定安經濟繼續發展，“境內殷富有余。”吳定實因而在是年發起第一次編纂《定安縣志》，這是定安經濟發展中的第一起。明末清初，由于當政者的貪婪，當官者的魚肉人民，爆發了黎漢族人民的多次起義，加上清兵的大舉入瓊，社會動亂，時“兵賊交橫，遍野饑殍，田荒戶耗，實始于此”。這個時期的天災人禍對生產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定安縣經濟走向歷史的低谷。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張文豹出任知縣，他為政清廉，認真宣傳落實《圣諭十六條》，廢除積習已久的苛捐雜稅，豎“禁碑”嚴禁亂收費，減輕民眾負擔，經濟得到極大的恢復。康熙五十至五十五年（1711—1776）本縣革除“人頭稅”，實行“一條鞭”法，攤丁入地，得以大大減輕農民的負擔，社會經濟大發展。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新任知縣江炯“操守廉靜，才識精明，案不留牘，惠績循聲有數十年。”這個時期，定安縣“生齒日繁，村居日辟”，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這是定安生產發展的第二起。民國時期，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侵瓊后，設立瓊崖日偽銀行定安分行，發行大量的日本軍用票，強迫被占領區的民眾使用，大肆掠奪本縣的財富，使本縣的經濟遭到空前的破壞。這是定安經濟最悲慘的第二落。
解放后，定安縣人民政府一方面通過土地改革和對私營工商業進行“利用、限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注重加強基礎環境的建設，由政府各部門出資建設定安縣火力發電廠，不久再投資4億元舊幣擴建，使該廠成為全縣規模最大的地方國營企業。全縣工農業生產得到全面的恢復和大發展，這是第三起。
1958年，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作風浮夸，瞎指揮，生產盲目追求高指標，勞民傷財，造成國民經濟的全面倒退，糧食等生活用品緊缺，各項經濟指標滑下低谷，人民群眾生活極其困難，這是定安經濟發展歷程中的第三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各項工作得到恢復和發展，本縣的經濟建設推行“一糖二茶三炮”的方針，經濟發展步入快車道。從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本縣每年完成財政收入計劃比例的能力均位于海南漢區10個市縣的第3位，僅次于海口市和瓊海縣，是海南著名的魚米之鄉。財政收入自給有余，投入不少資金支持定安糖廠、居丁糖廠等國營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城市建設。全縣糖蔗年產量達27萬噸的歷史記錄，涼果廠出產的楊桃干進入廣州市南方大廈糖果門市部，廣東省工業廳曾在本縣召開現場會，推廣定安陶瓷廠生產的優質陶瓷茶杯的經驗，海南行政區城市建設現場會在本縣召開，縣農機廠生產農機產品的設備一流。這是定安經濟發展的第四起。
80年代后期，首先，由于連年吸納了大量干部職工以及民師的轉正，本縣籍干部也從外地大量調入，一批人從企業調入公檢法部門，因而造成吃“皇糧”的人大幅度增加；其次，90年代初期，面對改革開放浪潮中一些影響財政收入政策的調整，縣委、縣政府未能重視和發揮本縣鄰近海口市的郊區和最先通高速公路之優勢，未能把握和繼續開發本縣陶瓷、建材、飲食、農機修造等拳頭產品，失去了當時“八方風雨會瓊州、國內外資金大量涌入”的大好機會，塔嶺、南麗湖兩大開發區錯過開發的黃金季節；再加上本縣主要領導更迭頻繁，部分資金投入效益不佳，造成本縣經濟形勢進入低潮。這是第四落。
1999年10月，本縣新的領導班子組建后，客觀地分析了本縣面臨的形勢，充分挖掘潛力，實施“強農、重工、興旅、活商”的發展戰略；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重視發展城郊經濟、特色經濟、民營經濟，按照“三條經濟帶”、“三大經濟塊”的格局在總體上把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始終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加強和提高第一產業；以工業為主導，加速發展第二產業；以旅游業為龍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的產業發展方針。同時，健全了“緊收緊支”的資金管理制度，盤活了一批倒閉、停產的企業，各項工作生機盎然，財政收入年年保持穩步增長。至2002年底，工作人員領到的工資已翻了一番。這是五起。回首定安經濟發展“四落五起”的歷程，數百年來雖然是起伏發展，但今天生產的發展，經濟的增長，是過去數百年所不能比擬的；展望未來，定安的明天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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