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鄒漢明）
一
楊子在詩集《胭脂》的后記里，引述了多年以前自己的一篇創作札記，相當激越但是清楚地交代了他從事現代詩創作的最初的懷抱：
我曾經想要寫出羅賓遜·杰弗斯那樣具有青銅和花崗巖的質地的詩歌，在他的筆下，就連大海的波濤都是青銅雕刻的。
羅賓遜·杰弗斯（1887—1962），一名不大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美國詩人，晚年憑借著從銀行界的親友那里得到的收入，隱居在加利福尼亞州西部卡梅爾河畔的卡梅爾小鎮。在一所石頭修筑的屋子里，這位蔑視人類，歌頌自然的詩人，寫下了數量可觀的詩歌。他用音調高亢、感情激越、有如利劍似的詩歌長句試圖向人們申述：“自然十分美麗，十分殘酷，十分天真，應當受到宗教性的崇拜，而人類則是一種病態的贅疣，宇宙秩序的污穢，只配有滅絕的下場。”[1]羅賓遜·杰弗斯的作品幾乎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因此很少影響到中國詩人，但是，精研外國詩歌、也一直從事詩歌翻譯的楊子卻是那么早地注意到了這位憤世嫉俗的悲劇詩人。杰弗斯的觀點當然影響到了楊子對這個充滿著悲傷的世界的看法，不過，他最終并沒有像杰弗斯那樣隱居到某個地方專事寫作。在庸常的生活里，楊子更像一個操著漢語的葡萄牙詩人佩索阿，將自己的詩人身份隱藏在繁瑣的日常事務中，將他的滿腔激情埋藏在內心的深處。在隨后寫下的大量作品中，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在一個艱難的非詩時代，詩人楊子找到并書寫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鮮明而又突兀的詩歌主題：
這些年，我太執著于黑暗（甚至暴力）和焦慮，我的詩歌里擠滿了憤怒。[2]
如同孤寂一樣，黑暗也是一個現代性的詩歌主題，而且是一個更為龐大的主題。執著于探索黑暗主題的詩人，勢必會導致憤怒，這里，詩就是他手里的一根很容易點燃的導火線。
說到底，詩就是一個詩人的世界觀。全部的分行就是他對于這個世界的價值判斷。但這樣的世界觀不容易獲得，即使獲得，也很難一以貫之地書寫下去。楊子在他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上，已經敏銳地確立了詩歌寫作的主題——用這個時代被證明是百無一用的分行，用他的眼睛和心靈緊緊抓住的事實，來“抵抗著黑暗的權力”[3]。此后，楊子的詩歌很少偏離這個主題。
札記說的“這些年”，確切地說，應該是上世紀九十年中期，也就是楊子寫作詩集《灰眼睛》（1995—1999）時的最初一段時期，他本人從大漠孤煙的新疆來到了光怪陸離的現代都市廣州，精神的行程何止以道里計。廣州是當時中國現代化進程最快速的大都市之一，它自非偏遠的烏魯木齊可以相比。地域的強勁反差必定影響到詩人的心靈，從此，九十年代以來，物欲的現實對一名詩人心靈的擠壓、撕扯開始了。如同荷馬必須找到一個歌詠的大海，楊子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在詩歌中較勁的城市——的確，他既要在這個城市里安放自己的生存，又必然地要對這個城市觸目的精神荒涼作出內心的回應——似乎有一股蠻橫的力量驅使著一名詩人必須面對一個已經變化了的現實（時代）發出澎湃的呼痛之聲——
我沒見過荷馬的世界……/但是我見過滿目瘡痍的大地/……見過仇恨像滾燙的石頭卡在人民的喉嚨里，……/見過愚蠢的微笑閃耀在摩天大樓的每一塊窗玻璃上。（《我沒見過荷馬的世界》）
沒錯，荷馬的大海、英雄、手執盾牌、長矛與短劍的角力我們看不到了，但是，赤裸裸的資本的角力，實在是每一個在夾縫里討生活的都市人每天共同目睹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荷馬的英雄奧德修斯被置換成為一名匿名的現代詩人，大海的波濤同樣被置換成了向著天空洶涌不已的摩天大樓，而其間的漩渦、深淵與兇險，亙古未變。
有意思的是，我恰好保存著楊子那個時期的一份詩歌復印稿，那是他的三弟——詩人楊鍵交給我后在安徽涇縣的某一個小店里復印的。楊鍵對長兄的作品當年就是推崇有加的。這也是我最初接觸楊子的詩歌。我被楊子詩歌的雄渾的力量打動——確切地說，我被他詩歌中激射出來的深廣的憂憤所打動。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中期，中國詩壇很少有楊子這樣直抒胸臆的寫法。其時，“知識分子”的詩人講究修辭，開始在詩歌中嘗試敘事，而所謂“民間”的詩人，大面積的口語書寫正躍躍欲試。口語詩的瑣碎的個人性開始彰顯了——此后將達于泛濫的程度。我身邊的大多數詩人，別求新聲于異邦，傾心于怪力亂神，在新奇怪誕的形式下面，獨獨缺失了中國詩歌的需缺品——正義和良知。一九八九年以后，我們沒有想到，中國社會竟會這么快速地轉身，集體奔向了一個沸騰的市場。詩人在一個自朦朧詩以降最為艱難的時期——也是漢語詩歌最需要發出獨特聲音的時期，除了極少數的詩人，普遍地變得犬儒。而此時，楊子勇敢的激情書寫，讓作為讀者的我眼前一亮——《落日的顏色》、《背叛》、《這樣的日子值得珍藏》、《穿過饑饉的年代》……以及《死城》，都在一份現在已經黃斑點點的A4復印紙上了。那個時候的楊子，全然無視九十年代中國詩歌的風向，固執地，帶著一股遠方的氣息，像新生的荊棘一樣，鮮明地刺中了一個正在大步趕來的物質時代。很明顯，這位詩人有著充沛的情感，有著那么多的黑暗需要挖掘。他寫詩，如同畢加索所說：“我不發現，我抓住！”——根本不在乎詩藝的精雕細琢，而是徑直奔向了詩歌的核心。他憑借著一己的力量，用信念中的理想主義，挖掘一個時代深處的黑暗，打量它，錘擊它，并將它強行摁入自己的分行——他就這樣成為了一名我們時代里的強力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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