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鴻斌
在世界上，通過政府制定的規劃來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并非沒有先例，半個世紀前日本就曾經成功地實施了“收入倍增計劃”，并由此推動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不過我們發現，日本經驗并不能簡單復制。
戰后日本的經濟發展從一片廢墟起步，僅用10年時間，于1955年就基本實現了復興目標，恢復到戰前水平。此后，日本開始加快了設備投資。1957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年均增長6、5%的長期發展計劃。但此后，日本國內卻就經濟加快發展是否具備條件這一問題引發了激烈爭論。
日本經濟復興階段的決策者之一、《經濟白皮書》執筆人后藤譽之助在1958年版的《經濟白皮書》中，給剛剛出現的高速增長勢頭澆了一盆冷水。他認為，如此猛烈的設備投資勢頭有可能導致設備閑置和產品過剩。然而曾任職于大藏省(現為經濟產業省)和日本央行政策委員的經濟學家下村治卻與其大唱反調。他在《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論文中明確指出：“日本經濟目前走到了一個重要拐點，因為日本已具備了足夠的供應能力。今后的問題是如何實現日本經濟的轉折，當務之急是增加內需。”隨后在1959年2月，這位學者又發表了《日本經濟的基調和增長能力》的論文，公然對政府的經濟計劃提出異議，認為增長目標定低了。在他看來。其時的日本經濟已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勁發展時期”，因為日本國民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所以日本經濟完全可能實現高速增長。他認為，今后1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當時尚未推行“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指標)不僅可望翻番，甚至可能增加1倍半乃至2倍。
時任經濟企劃廳綜合計劃局長的大來佐武郎是其時制定日本經濟增長目標的具體操作者。在他看來，經濟企劃廳制定的5%的增長率確實偏低，但若如下村治所言在10年中翻一番以上，就必須達到10%的增長率，這顯然又偏高了。他認為，7、2%左右的增長率是比較合適的，這樣10年后就可以翻一番。
當時下村治的意見在日本國內處于孤立地位，他被視為傲慢、孤芳自賞，他關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呼吁一度根本不受重視。因為在大多數學者看來，隨著資金投入的增加，設備的生產率將會逐步趨于下降，從而導致投資效率的下降，因此下村治所主張的高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但下村治的根據卻是：技術革新將會推動生產率的提高，當時日本正在出現的技術革新潮流足以彌補投資效率的下降。
當時另一個爭論焦點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會否受到國際收支的制約，因為這一環節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其時日本國內的主流意見認為，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進口必然會相應增加，此舉勢必會帶來經常收支的逆差，外匯短缺，由此影響經濟運行。下村治對此同樣據理力爭。他認為，由于日本經濟已已有足夠的供應能力，既然進口持續增加，同樣也會帶來出口的不斷增加，由此擔憂經濟發展會受到制約完全是杞人憂天。因此，他強烈建議日本政府實施高速增長政策。
幸運的是，下村治遇到了知人善任的伯樂。他的意見得到了其時池田勇人首相的大力支持和采納。池田也曾在大藏省工作，在那里就認識了下村治，對他的學識非常賞識，了解其研究成果均建立在扎實的調研基礎上。1960年池田走馬上任首相后，就指定下村治作為其經濟智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池田隨后力排眾議，義無反顧地采納了下村治的建議，并將其建議確定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1960年12月27日的內閣會議上獲得通過，以此取代原先的經濟發展計劃。其實，池田的前任岸信介內閣也曾向經濟審議會咨詢過這一計劃，但此后卻沒有了下文。池田首相的這一舉動，不啻是一次政治賭博。讓他足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對下村治沒有看走眼。他抓住了這一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確立了日本的高速增長機制，也因此奠定了經濟大國的地位。
有效推動經濟增長
說是一次政治賭博，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懷疑這一計劃，尤其是革新派根本不接受這一計劃。在他們看來，上臺才5個月時間的池田內閣啟動這一計劃是自民黨的一種戰術，是為了轉移視線，因此他們對此予以強烈抨擊。但此后，隨著下村治提出的日本經濟進入“前所未有的強勁增長時期”這一說法逐步變成現實，連在野黨也不得不提出各自的發展方案，其預定的增長速度均超過了7、2%。再加上當時的國際環境也非常有利，許多國家都在實施高速增長的政策，這些有利條件推動了收入倍增計劃的順利實施。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加快發展使國民生產總值翻番，由此增加就業，力爭實現充分就業，并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通過經濟高速增長，縮小農業和非農業部門、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以及各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該計劃由總論、政府公共部門的規劃、民營企業的預測和導向以及未來的國民生活這4個部分組成。
為了推動實施這一計劃，日本政府從1961年開始出臺減稅和降息等措施，并開放了外貿，從而使日本企業經受國際競爭的考驗。此舉迫使日本企業加大投資力度，尤其是加快了技術革新的步伐，從而推動了彩電、冰箱和洗衣機這“三大件”的暢銷不衰。再加上住上新公寓房的市民過上了夢寐以求的歐美式生活，而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民又確保了勞動力的供應。其間還有1964年東京奧運會這股東風的有力推動，日本經濟出現了強勁的增長勢頭。1961～1964年期間的增長率分別達到11、7%、7、5%、10、4%和9、5%。但1965年局勢卻出現了反復。這年8月池田勇人首相因咽喉癌赍志而沒，而高速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開始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農村勞動力的供應也告一段落，從而使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出現了一個間歇期。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降息措施也無濟于事，財政開支入不敷出，于是下村治的高速增長理論再次受到了日本社會各界的廣泛質疑。
在1965年6月22日舉行的一場經濟發展問題研討會上，下村治建議日本政府發行國債，以此來填補財政虧空。幸運的是5周后這一方案被接替池田的佐藤榮作首相所采納并付諸實施，日本政府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思路終于得到了市場的認可，股市隨即出現了反彈，經濟很快就走出了衰退局面。盡管當年的經濟增長率僅為6、2%，但隨后4年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長，1968年更是出現了12、4%的驚人增長，達到了高速增長時期的巔峰。結果僅用了6年時間就提前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翻番的目標，第二年便如愿以償地實現了國民收入翻番。再過1年日本就超越其時的聯邦德國，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并將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2010年。1970年日本的出口額居然達到了預定目標的2、5倍。日本這一時期的高速增長在國際社會被譽為“東方的奇跡”。
負面作用不可忽視
當然，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物價也出現了相應的上漲勢頭，10年后東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76%之多，因此有人就以此否定收入倍增計劃的巨大意義，指責物價上漲抵消了收入的增長，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高。但下村治卻據理力爭：按照上述說法，根本無法說明為何大多數日本家庭都普及了彩電、冰箱和洗衣機這些家用電器。其反對者又說這是用分期付款方式實現的，是寅吃卯糧。但下村治的回答很簡單：如果不是人們對未來的增長充滿預期，相信自己具有償還能力，消費者是不會如此放心地去貸款的。經濟的持續增長對每個家庭都產生了積極影響，這是顯而易見的。
當時日本的社會氛圍是：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就會得到改善。隨著經濟的長足發展和工資水平的上升，農村的勞動力會不斷流入城市，從而推動就業率的攀升。此后隨著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工資逐步趨于平均水平，從而推動城鄉差距相應縮小。如今，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識到：高速增長是戰后日本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偉大成就，這是當時日本政府集全國之力而推進的經濟發展計劃的絕唱。
下村治是一位與時俱進的負責任的學者，他不會無條件地為高速增長唱贊歌。在1970年大阪世博會后，尤其是在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后，下村治便清醒地發出預警信號：日本經濟將進入“零增長”時代。于是其反對者又抨擊他“說變就變”，對其轉向如此之大提出質疑。但下村治卻根本無意與這些意見糾纏。他極具前瞻性地提出，今后日本的發展重點應轉向文化藝術領域，應著重提高國民的素質。全國上下熱衷于資金炒作是不會產生任何效益的，這么炒下去總有一天泡沫會破滅。只有提高生產率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而生產率的提高必須通過創新來實現。但遺憾的是這一忠告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日本的泡沫在80年代不斷膨脹，最后終于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徹底破滅，日本經濟由此進入了名副其實的零增長時代。
生活中為了空氣流通就必須打開窗戶，但打開窗戶就可能飛進蒼蠅，這是難以避免的。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也同樣如此。雖然該計劃的歷史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該計劃的實施，也產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例如污染加劇，農業衰退，物欲橫流，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社會不良風氣。而這一計劃的成功被人為地當作一種神話，這更非下村治的初衷。尤其是當年作為不得已的權宜之計而發行的國債，如今已成為日本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強心針”，每年都是大量增發，以至日本政府債務已達GDP的200%，遠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財政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一再出臺刺激經濟措施，卻無非就是大興土木，對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沒有任何作用。至于下村治所希望的發展文化藝術和提高國民素質，這些年來歷屆日本政府根本無暇顧及。難怪在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半個世紀之后，在長期政局動蕩和經濟低迷的壓抑氛圍下，日本國內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今天的池田勇人和下村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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