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李真進入河北省委成為天下第一秘，1994年他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省委人們評價說：他甚至成了可以左右河北權力系統的人了，其地位相當于二書記。李真想讓誰上誰就能上。
1995年元旦后，李真回到闊別6年的家鄉張家口，自從到了石家莊，他一直沒有很排場的回過張家口一次，這次他想很好地展示一下自己，機會終于來了，元旦后中央首長要視察張家口，看望貧困地區職工和慰問壩上的貧苦農民，按照省委的安排，李真和省委書記須提前到達張家口。省委辦公廳給張家口市下達通知：省委領導明天赴張，請迎接。張家口市幾大班子領導全部來到了北京和張家****界處的懷來縣恭候。省委的車隊來了，先有警車開道，警燈閃爍，后由車隊跟進，其陣勢不亞于迎接國外總統，只是張家口是貧困地區而己，有人形容：李真的官運享通就如同一輛由警車開道的高級轎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駛而過一樣。李真這次回來是狐假虎威來的，由于中央領導要來，還不是顯示他的時候，在懷來吃過午飯，李真向縣政府提出要兩條中華煙，以備迎接中央干部時用，可走遍了該縣煙草專賣商店，也沒有買到中華煙。后來聽說在當地住軍某師部有兩條中華煙，馬上派人買來送給了他。
到了張家口，在中央領導下塌的賓館，僅發給河北省領導三張可進入中央領導住地的特別通行證，便有李真一張，另兩張分別是省委書記和省長。在部委領導座的面包車里，座位安排是七加一的，由于李真的級別不夠，加一的座位是他操作精心安排的，他個人利用秘書的權利悄悄留下一個座位，供他占有。他硬要將自己凌駕于別人之上。這一點讓張家口市的領導們驚羨不已。李真這次回來，算是離開張家口六年后大規模回來的第一次。此時張家口市委、市政府已經面目全非，所認識的舊人已經不多了，有的人已經作古。六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也許是短暫的一瞬，但對于李真來說變化卻是翻天覆地的。昔日張家口計經委的李真已經不見了，他儼然似二書記的架勢。
李真在工作筆記中寫道：我在省會當上省委書記秘書的事實，經過人們的渲染越傳越神，我幾乎要被隨處可遇的羨慕和恭維弄暈了。我和書記在張家口這段時間里，我像一個刻薄的討債人，故意到熟人多的地方去轉悠，貪婪地收取著社會對我欠下的禮遇和尊重。
而據此六年前，盡管我通過個人發奮努力，依靠推薦，甚至費了許多周折，但始終沒能在張家口有大的升遷，甚至因為我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以及婚戀等行為給我帶來了災難，我的發展在張家口被限制了。
如今：河北向我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天地，我三十歲的生命開始體味到人生的樂趣。今日，我回到了原籍張家口，當年在這片黃土地上的鬼魅已經煙消云散了……
成功不僅使我我獲得了社會的承認和同志們的尊重，也讓我展示了自身的潛力，我越發感到：在這風清政和的年代里，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我可以大有作為……春風得意這兩年。
他還寫道：
1993年冬天，當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又成為選拔干部的重要標準時，命運又一次惠顧了我，書記推薦了我，這一年新提拔的干部不論是誰，都要考核，讓每人寫點東西試筆。我交了一份調查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了一些基層干部利用職權橫行鄉里，司法腐敗問題十分嚴重，言詞尖銳是很容易讓一些當官的人反感。出乎意料，書記和主管組織工作的領導大喜過望，人們都說李真不一定行，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但是還有點水平，一個星期后便將我推薦為省委辦公廳副主任，這樣的高速度，讓一些同志們驚異，他們斷定，李真有根很粗的腿可抱。
1994年我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報到上班那天，我在省委辦公樓寬敞的大廳里駐足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靜。在同一個人身上表現出的反差竟如此巨大！1981年冬天，我下放到農場勞動時，半晌休息時，我在秫秸桿上打肫，一個外號叫黑丑的民兵排長，竟在我身邊扭動著撒尿，以鄙視我這個下放來的員工，認為我沒有什么希望了。現在還是我，將坐在省委辦公廳里和一省的書記拱手抵足，參與起草文件，制定規劃和機密大事。變遷，蘊含著多少耐人尋味的哲理！
我懷著一種強烈的報恩心情拼命地工作著，在省委辦公廳兩年多的時間里，我犧牲了幾乎全部的星期天和節假日……
李真最被媒體廣泛傳播的經典話語是“我這回跟你談了半個小時，可是高看你了”足見他對時間的珍惜。他懂得了權力的重要，但又不像某些謹小慎微的同事，一舉一動都拘泥于級別的尊卑，他借助領導的器重和厚愛，敢于做先斬后奏的越權事，利用給書記改寫講稿的條件，對于干部隊伍中的不正之風他會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撻。
1994年擬定稅務分家，河北省分設國稅和地稅局，1995年將實行新的國稅、地稅管理體制改革，國稅系統到省里物色人選，這樣書記又毫不留情地推薦了我，我隨后調入省國稅局任職。上任前他曾寫道：回首十幾年來的生活軌跡，我驚奇地發現，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得如此緊密。我承認機遇，也不否認自己的天資和努力，但是如果不是遇上這個改革開放的年代，我終究難逃被打擊壓抑的命運，像父輩那一代人的命運一樣在一個小天地中終老一生。春風得意，就在這兩年。
·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
在河北的權力系統里，王福友也是令人注意的人物之一。
進入李真權力圈所獲得的尊榮，也是足夠令人沮喪的事實。幾位曾任河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領導，都提到了在李真這一系案件里可能從案情和涉案金額看是最微不足道的王福友，他是原河北省政府副秘書長、省駐京辦事處主任，一個從張家口團市委書記調至石家莊的年輕干部。副省長、副書記到了北京，他甚至都不跟他們見面。但王福友的架子并非一直端著，一把手程維高去了，李真去了，他直接在高速路口邊上等著。幾位副省長形容王福友：典型的拍馬屁抱大腿式人物。從起訴書看，王福友牟利的圈子，仍然是李真、李國庭、等人。只不過比較而言，王福友相對后進這一圈子而已。
李真的價值在于他發現或堅信比學歷與武力更具力量的東西—即權力。后來被用來證明他所具能量的證據是：河北省政府駐京辦主任王福友的升遷，他后因受賄被判刑。
八十年代初，王福友從部隊轉業后，任張家口團市委干部，他在張家口搞了尋訪革命先輩的足跡，重走太行山革命道路活動，在全國引起了轟動，時任張家口地委書記的張曙光對他特別看重，認為王福友很有能力，是個人才，這個老團中央的干部對青年人才倍加珍惜，他以提拔和重用年輕干部為由，將以工代干的王福友提撥為張家口團市委書記。在張曙光當上了河北省委書記以后，從張家口調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到河北省委、省政府工作，王福友也被列入其中，經省委組織部考察后，認為王福友僅初中畢業，文化太低，不符合干部四化的要求，因而他未能進入河北省委工作。而此時的王福友已經因年齡問題由張家口團委書記轉業到張家口市政府招待處當主任， 為了長遠之計，不久王福友考入河北省委黨校去讀大專，畢業后他回到張家口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市政府招待處主任，1987年河北省某領導到張家口視察，是由王福友接待的，該領導曾是王在河北省委黨校學習時的老師，因此聰明的王福友不稱他為書記而是稱老師，王給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隨后傳出：王福友在張家口市混得不太好，市委有意調他去張家口一個貪困區當副區長。王不愿意去，他馬上找在省委當領導的老師幫忙，結果他被調入河北省政府辦公廳，完成了自己離開張家口到省里的目的。不久他被派往河北省人民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當副主任（正處級），隨后原省政府駐京辦主任退休，他接任主任升為副廳級干部，可惜的是好景不長，八十年代中后期河北省委書記張曙光因工作需要被調往內蒙古自治區任第一書記，自己的老師隨后也被調往省人大去工作，這樣王福友就一直呆在河北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九十年代初程維高由河南省調往河北省任代省長，他和省委書記邢崇智形成了省政府和省委兩派。他是從張家口市由前省委書記張曙光和前任省委某副書記調來的干部(張曙光曾任張家口地委書記)，這一身份使他既不是現在河北省委派的舊部下，也不像吳慶五那樣有江蘇背景。王福友作為省委派他又不沾邊兒，作為新的省政府派他又不站排，他這樣一個駐京辦事處主任正好處于兩派中間，那派都不得罪，他在北京正好偏安一隅。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各省市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為了工作方便，大都升多正廳級單位，按公務員待遇實行財政撥款。而唯有河北省駐京辦事處仍為副廳級單位，實行自收自支、自負盈虧。河北省駐京辦原是處級單位，后來為了工作方便，才升格為副廳級單位。王福友剛到駐京辦的時候確定的是正處級副主任，后升格為副廳級主任。王福友還需要升一級，變成正廳級主任，但被有關方面拒絕。在省委派和省政府派的角力中，王福友以他機會主義特有的嗅覺，他敏銳地感覺到：省政府派將要占上風，而且將會取而代之省委派，僅是個時間的問題。他迅速在省政府派中尋找自己的代理人，而李真是他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選擇。李真在王福友擔任張家口團市委書記時，他曾是張家口市計經委的團支部書記，算是王福友的小下級，李真在北京落難時，他給予李真特別的關懷，對李真有危難之中相救的知遇之恩。李真這個人重義氣，又豪情仗義，他對王福友這個老團委書記的回報幫助也是不遺余力。在王福友提出自己的級別過低是副廳級時，李真找到自己服務的領導尋求幫助解決，李真說：將他提職為正廳級干部，需要常委會討論研究，若通過省政府提出王福友升職的議題，怕省委派會阻擊，可能通不過，不如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駐京辦事處都是正廳級的單位，而唯獨河北省是副廳級單位低人一等，這樣不利于工作為由，將河北省政府駐京辦事處也應升格為正廳級單位，這樣和各省辦事處都是平等的，王福友自然應升級為正廳級的主任，其他人也可以一起重新考察升級，這樣比較順理成章，讓省委其他人提不出什么反對意見。隨后通過李真其間操作，經李真服務的領導同意，上報省常委會審議通過后，然后將省政府駐京辦事處升格，完成了給張家口市老團委書記“升級”的許諾。王福友如愿地升職為正廳級，他是省政府副秘書長兼省駐北京辦事處主任。
但王還有一塊心病，就是河北省政府駐京辦事處實行的是按國家公務員走，但財政廳不撥款，而由辦事處自收自支自負盈虧，自己解決各項費用開支，即自己掙的錢自己花。顯然這個省政府駐京辦事處，單靠收住宿費是難以支撐的。于是李真給王福友出了一個主意：將經營部門全承包出去可以實行上交承包費的辦法，如將煙酒批發部承包出去每年上交辦事處十萬塊錢，煙酒批發部的人員實行自負盈虧自收自支，在批特供煙上我可以幫忙。王福友說：好。不久省政府駐京辦的煙酒批發部、食堂、客房、文印打字室等部門都實行了承包，這樣既減少了人員工資的壓力，又可以創收，是一個一舉多得的好事，王福友高興不已，稱李真是一個經營人才。為了答謝李真操作辦事處升格的人情，王福友讓駐京辦事處商品部的經理趙偉找李真去批特供煙，他想讓李真趁機掙點錢花。
《每日新報》披露，趙偉是1994年下半年承包了河北駐北京辦事處商品部的。為了提高商品部的經營效益，趙偉曾到張家口卷煙廠找李國庭批煙，李國庭不批給他，他回來就向當時是辦事處主任王福友匯報了。過了不久，李真陪省委領導住在辦事處，王福友把李真叫到一個屋子里，向他介紹了趙偉，然后給了他三四張單位的空白介紹信，讓他想辦法給辦事處批點煙。一個月后，王福友讓趙偉去找李真，告訴了李真的呼機號碼。趙偉坐火車到石家莊后，便呼了李真。李真回電話讓他到了辦公室，從抽屜里拿出3個批條說：“你抓緊時間把這3筆煙做了，其中兩筆的利潤你給我，我以后要用。什么時候用，我到時通知你。這3個批條能賺多少錢，我向別人了解過，我心中有數。”趙偉回到辦事處看了看批條，只見一張批條的正面是這樣寫的：“國庭叔，趙偉前去找您幫助解決一事，請給予解決。謝謝!”他又把紙條翻過來，只見背面寫著：“銷售處特供山海關肆佰伍拾件，叁級站價。”王主任讓他拿著批條去找張家口市迎賓館的人，說他們會幫著他去煙廠提煙。批煙賺錢其實也不保險。煙草是國家專賣產品，不允許私人買賣，給你按優惠價批了煙，你再倒賣出去，純屬非法經營。但當時李真和李國庭都沒有這種意識，覺得這算什么，簡直是小事一件。
第二天他開車去了，張家口迎賓館的人果然很熱情，一切都不用他管了。煙廠門口有許多大同的煙販子，但他們大都是煤礦的傷殘工人，賣不上好價錢，他就全部拉回來賣給了廊坊、天津的煙販子。1994年下半年，王福友讓他去給李真送錢，這是第一次送錢。李真接過裝著3萬元的紙袋放進柜子里，又拿出幾張李國庭的批條，并指出其中幾個條子的利潤要給他留下。趙偉回北京后一一向王福友做了匯報。第二次，1994年底，王福友讓趙偉給李真送錢。李真把4萬元從紙袋里拿出來，放進了自己的公文包，又給了幾個批條，指出留給他的大概利潤。第三次，1995年7月，是楊陽給他打的電話，讓第二天晚上到李真家里。第二天晚上，楊陽給他開門，李真正在臥室里打電話，然后出來問：“事情辦得怎么樣了？”趙偉說：“都辦好了，把這3萬元利潤給您帶來了。”李真是見過大錢的人，但對這樣一個條子一個條子地批煙他也做得很有耐心。他身上總裝著幾張預先寫好的條子，見著李國庭就讓他批一下。李國庭每次也不多批，15件是一大箱，450件是30大箱，正好裝一卡車。一個條子他也就是批一車煙，最多兩車煙。第四次，1995年底，李真住在河北駐北京辦事處1號院的103房間，讓服務員把趙偉叫過去。趙偉說：“賣完了。”李真說：“把利潤拿過來，我有急用。我白天不在，你準備好，晚飯后送來。”趙偉趕快回到家里，這次準備給李真的錢比較多，共計9萬元。
第五次，1996年3月，李真給他打電話來：“李廠長又批了幾個條子，你過來拿吧，順便把前幾個批條的利潤也給我帶過來。”這次李真換了新家，很氣派。等了一會兒，李真才從一間屋子里出來。趙偉給了4萬元，李真又退給他1萬元，說：“你干得挺辛苦，這１萬元你拿著吧!”以后再給李真送錢，他就聽了李真的話，不再向王福友匯報了。第六次，送10萬元，在李真家里。第七次，1996年9月，送3萬元，在李真家里。第八次，1996年底，送5萬元，在李真家里。第九次，1997年6月，送6萬元，家里有客人，領到正對著門的小屋里給的，同時又塞給他幾張批條。第十次，1997年8月，送8萬元，放在了小屋床上。第十一次，1997年11月，送5萬元。第十二次，1997年底，送6萬元。李真說：“李國庭快退休了。以后有什么事，我再找你。”趙偉說：“行。”一直批到李國庭1998年初退休才結束。
在河北省駐京辦事處（北京河北迎賓館）里，過去幾乎所有使用的物品中，大到緊缺的高檔香煙，小到牙刷、香皂都由李真包辦，他從中獲取好處，這也是王福友對李真提攜一份小小的回報。
王福友依靠李真走上了正廳級的崗位，但他隨后又毀在這個崗位上，王在一系列案件中雖然沒有撈到許多實質性的好處，但是作為共同犯罪，他受到了牽連，被從重判處。在判決書中寫道：
王福友利用擔任河北省政府副秘書長、省駐京辦事處主任的職務便利，單獨或伙同他人貪污公款共計551萬元；并收受他人賄賂人民幣65萬余元、美元一千八百元；挪用公款人民幣374萬元。王福友伙同他人貪污公款數額特別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但考慮其未實際分得贓款，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并罰，判處王福友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王福友僅是一個過路財神，個人沒有得到太多好處，錢主要被別人獲取了，如李真和程慕陽等，他們的款只不過是在省政府駐京辦王福友處停留了一下，因此王福友成了共同犯罪的主要人物，他被雙軌和逮捕后一直態度不好，認為自己是冤枉的，結果在一審判決中他被從重處理，在石家莊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判中：昔日的風華正茂的張家口團委書記王福友，如今已是滿頭白發，面容憔悴。據說他的身體不好，患有心臟病，在獄中經常吃藥，這是后話了。在權力場中王福友得到了種種尊榮和榮耀，同時他也受到了牽連，給他帶來牢獄災難，令他痛心不已。而張家口市的另一個市政府干部--王福友的同事，因為他太正直而拒絕加入到李真的權力場中，雖然他與李真是同學，卻沒有奇跡般地高升，也沒有受到牽連，現在他是河北省政府的一個處長，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李真他們的為人我是看不上的，因為他們太勢利、太急功近利了，只認錢，不認人。我們是兩條火車道上跑的火車，是永遠不會相遇的，我的生活態度是：轟轟烈烈一場空，平平常常才是真。
·李真時代河北某縣：烏托邦式的小康
按照我國實現現代化分三步走的目標：到198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到二十世紀末，即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即2050年前后，我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二千美元，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們生活比較充裕，過上真正的小康生活。1995年李真和他服務的領導為了使河北實現既定目標，提出了不切合實際的在1998年底以前河北省提前步入小康社會的盲目冒進目標，李真精心操作安排了這年的小康驗收行動，他們到各地市去檢查驗收小康達標的情況，各市縣為了實現提前進入小康的目標，采取了謊報數字弄虛作假的各種手段。有兩段順口溜形象的描述了當時的小康：
拿著本、看著天，領導要小康數字咱就編，不高興了就聊聊天。
七十年代某縣糧食產量過長江，九十年代某縣實現富裕奔小康，時代不同目標都一樣，都要實現一種空想烏托邦。
李真1995年到張家口某縣驗收檢查小康達標，就在李真重回張家口某縣的歡迎宴會上，李真遇到了自己師范的同學王力。原來該縣為了順利通過小康驗收，在接風洗塵會上特意邀請了李真師范的同學王力參加，結果事與原違。王力已是縣人大辦公室主任，是他師大的同班同學，席間王躍過酒桌向李真敬酒說：“老同學不認識了，你們搞的小康驗收都是假的，我不相信那一套，我們的工資都不能按時發放，但愿小康能早日實現，我們能按時領到全額工資，為了實現小康目標，我敬你一杯酒。”李真連頭都沒抬，坐在那里一動也不動，他變得沉默了，是啊！都要進入小康了，怎么能夠出現這種情況呢？李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反思之中。王力馬上說：“老同學喝醉了。”說完沒趣地走了。結果該縣的小康驗收沒有通過，縣里對人大辦公室主任王力憤怒不已，讓他寫出深刻檢查，被他拒絕了，他認為：我們干什么工作都應該是實事求是，不應該弄虛作假，做表面文章，否則會貽害無窮，此事最后因該縣縣委書記被調走而不了了之。
有的市縣為了實現小康目標，拚命上項目搞建設。如衡水地區某縣在縣城周邊盲目建設開發區，在遠離縣城建設了教育城、商貿城，工業城，投資上億元，工業城沒有引進工業項目，商貿城留不住商戶，教育城里沒有學生上學……張家口某縣為了達到小康目標，盲目發展大流通，在無市的地方盲目建設大市場，至今無人問津；該縣還投資上億元盲目上馬了軋鋼廠工程，廠子建成之日就是生產虧損之時，一直沒能開工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浪費……；一些市縣沒有項目內外資引進，卻強行征地建設開發區，實行所謂的三通一平工程，至今沒有幾個工業項目，勞民傷財……由此河北經濟步入了低谷，人們大致統計一下：河北省在和北京、山東的比較中，公教人員的工資是最低的，每月大約低數百元，河北省公務員有的縣誤餐補助至今未發放，調工資一般不能兌現，即使調資也是空調，僅計入本人的檔案中，以備有錢時兌現。據河北一位在外地讀書的大學生講：在我國東部地區讀書的學生中，河北省的學生是經濟最拮據的地區之一，原因就是他們家中大都沒有太多的錢。
李真在擔任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期間，這種情況弄虛作假謊報數字的作風，后來李真又帶到了國稅系統，為了有工作實績他盲目搞高指標大指標，為出“政績”搞了大量的虛假賬目，并且一直對上級謊報“軍情”，造假數字，騙取上級機關的好評，一些市縣區為了完成稅收任務，讓企業貸款繳稅，提前繳稅入庫，寅吃卯糧，搞所謂的工作實績。事后查清，河北國稅在李真擔任局長期間，虛收了12．3億元，致使稅收出現大量“寅吃卯糧”的賬目，直到2001年還沒有堵上這一“窟窿”。
·沒有永遠的友誼，只有利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李真在他后來的社會交往中，實際上是只認錢不認人。在他社交活動的圈子里，受到他恩澤幫助的除了家里的直系親屬外，其他人幾乎都是靠錢買通的，沒有錢是不行的。據張家口一位老干部說：李真在當第一秘的時候，每年春節回張家口過年，家里條件再好，他從不在家里住，而是和省政府駐京辦主任王福友一家都住在張家口煙廠賓館，一日三餐吃住在賓館。張家口的一些達官顯貴、想當官的人，紛紛到賓館去拜訪、進貢，以求得關照保護，張家口卷煙廠賓館實際成了他們這些人政治交易的場所。還有的人認為：李真住進張家口煙廠賓館，是為了尋找自己曾經在煙廠實習時艷遇季靈的那段感情經歷，以達到心理的慰藉，也是為了和季靈（已升為張家口煙廠的副廠長）同居幽會方便。總之，在權力場中的李真認的是金錢，看重的并不是友誼。從后來因他經濟犯罪而牽涉進的涉案人員看，大部分都是他的經濟利益同盟者，而純粹的是同學和老鄉友誼者少之又少。
李家有五個孩子，李真最小，他上面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李真的姐姐說在他們家里，“我和李真最像”。兩者之像，在于長相、性格與脾氣。李真的姐姐先前是天津行政學院的副教授，教思想政治課，男人是省交通廳駐天津辦事處的一個負責人。她后調河北一家交通企業做培訓工作。她的丈夫報考并最終應聘為河北省交通廳副廳長。在李家，這是僅次于李真的職位。但由于李真案牽連，李真的姐姐被雙規108天，而其丈夫也因受賄而被判三年徒刑。李真的姐姐說：“能夠進到我們家里來的人，至少也要是個處級吧那到李真家里去的，總得有廳局的級別才行啊”。
李真畢業于河北師范大學柴溝堡師范大專班。這所學校有著良好的校風，曾經為張家口地區培養了大批人才，該校還出過一些高官，如過去的察哈爾省主席、河北省長，中央各部委的部級干部等有的曾是該校早期的畢業生。李真算不上位置最高的。但他畢業后一直沒有回到學校去看過。柴溝堡學校黨辦主任崔祥烈介紹說，李真曾拒絕接見去石家莊找他的學校老師。在李真看來，雖然是大專畢業，但柴溝堡師范的名聲實在太小了。
一次在李真回張家口的歡迎宴會上，一個他的師大同學，席間躍過酒桌向李真敬酒說：“老同學不認識了，在學校你很狂又最愛打架，你這樣的人現在反而成了書記的第一秘了，祝賀您的高升，來我敬你一杯酒。”李真連頭都沒抬，坐在那里一動不動。師大同學馬上說：老同學喝醉了。說完沒趣地走了。
李真為什么這樣拒絕學校和同學呢？他曾向我透露過這方面的信息：在李真認為，自己在張家口曾被壓制了，限制了個人的發展，一些人在你落難的時候不幫你還想收拾你，我經過個人奮斗成功后，當我有了權后他們又拚命靠攏你，對于這種人他根本就看不上，甚至他恨這些人。有的人自己過去根本就不認識，也沒聽說過，僅憑一個張家口的老鄉就來找我，因私廢公顯失公平。而且他們托你辦的事一般都是不好辦的，讓我去求別人辦，那是不可能的。自己能辦的事，這些人又不符合條件，我無能為力。不過據筆者所知，李真還是為張家口的一些老鄉辦了點實事的。李真作為廳級干部，社交是分層次的，這個層次是一種無形的東西，他交往的是廳局級干部以上的，不夠這個級別的，除非原來很熟悉或者有特殊關系靠金錢買通，否則你很難打進這個社會圈的，他也沒有時間陪你談話、進餐。對張家口而言，夠這個條件的是副市長級以上的干部，就那么幾十個人，別人連條件都不夠。
李真對學校同學和老師的排斥這與李真在校時受到校方的處理有關，另外還有一層意思，就是李真不愿意讓人們知道他在張家口落魄的過去，以免被別人看不起。所以，他師范大學的同學很少因為他的當官而提拔，其中有一個他師大的姓晁同學，曾是他師大的學生會主席、還曾任張家口地區團委書記、張家口文教局局長等職，他很有能力，從這個位置上后來調到了河北省委任處長，他一直沒有能得到李真的照顧而升遷，原地不動多年。
當然李真所在的張家口柴溝堡范大專班的300多名畢業生中，現在有處級以上干部60多人，其中廳級以上干部近20人，創下了一個記錄。由此看出國家剛剛實行高考制度改革時，文革十年積壓的人才沖出，該校的確吸收了一大批社會精英，為社會培養了一代四有新人。這些人已經成為各行各業的社會中堅，許多人走上了省市縣區級領導崗位。
顯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對李真直系親屬和經濟利益同盟者來說也適用。由于李真出事，他們又紛紛被牽連進去，出現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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