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郭娜
3月6日14:00，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前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訴《中國青年報》名譽侵權案進入二審程序性審理。3月5日下午，原告方代理律師張國告訴記者:“已經通知王家，還不知道他們是否出庭。”
訴訟起因是2005年5月18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記者劉萬永以《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為題，用近兩萬字篇幅報道了前阜新市長、市委書記、市人大主任王亞忱與商人高文華的阜新商貿城“億萬”資產之爭，矛盾焦點是商貿城資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雙方同時指控對方“一分錢都沒出”。報道還借高文華律師之口指出，這是所見過違法最多的案子。王亞忱的《民事訴訟書》中說:“該文把原告丑化為一個‘利用權勢，巧取豪奪，將他人投資一個多億的阜新商貿城據為己有’的貪官惡霸。”2005年8月22日，王亞忱及兒女王曉軍、王曉云把《中國青年報》告上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索賠220萬元。
王亞忱被批捕后，2005年12月2日，該案開庭審理，并于12月7日宣判，以“不屬于民事訴訟調整范疇”一審駁回原告起訴。法院認為:“原告所訴的《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一文，報道中涉及原告親屬的有關問題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正在查處，本案爭議的事實現不屬于民事訴訟調整范疇。”但原告代理律師、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張國對記者表示:“王家授權我，不管出現什么情況，要堅持上訴。他們選我是相信我為人正直，敢講真話……我在《法制日報》當過記者，既懂新聞又懂法律……王亞忱相信自己一定能贏。”
一輪“瘋狂”的訴訟
阜新商貿城的員工和市政府官員都對記者重復這樣一個說法:“‘王書記’還是沒過去73這個坎。”
王亞忱，人稱“王書記”，今天在阜新，從出租車司機到專案組成員都還沿用這個習慣叫法。從1945年參加革命到1996年從阜新市人大主任離休，2005年，“王書記”正滿周歲73，這一年，他身邊的商貿城工作人員都說，“王書記”打了一年官司，告的不僅是中青報，還有撫順市望花區檢察院，以及遼寧省高級人民檢察院。”
2005年11月6日，遼寧省“5·27”專案組從商貿城辦公室帶走了“王書記”，那天是周日，商貿城員工休息。同樣是11月，王亞忱女兒，阜新人稱“二姐”的王曉云調任阜新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而此前的9月底，據稱，王曉軍在深圳沙頭角海關被捕。據專案組成員對《東方早報》證實，王亞忱被批捕罪名是“虛假出資罪”。之前，2004年3月26日，高文華被阜新市公安局批捕時，這是四項罪名之一，當時，王曉云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長，其弟王曉剛任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隊副支隊長。11個月牢獄生活后，2005年2月3日，高文華被取保候審，其間該案于2004年11月16日，經遼寧省檢察院專案組指定移送撫順市望花區檢察院。
2005年5月1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刊發后，5月19日，高文華收到《不起訴決定書》，認定“虛假出資罪”等四項罪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也是這一天，沈陽《華商晨報》全文轉載了《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很快又在電臺全文播發，老百姓都說:“一夜之間，就像扔了一顆原子彈。”
從這一天起，王亞忱身邊的工作人員發現，“商貿城頃刻塌了”。工作人員看到總經理于雅君從此不再工作，每天上網，搜齊當天出現的全部鏈接，逐一打印，“天天一摞子”。從商貿城2002年動工至今，于雅君一直作為總經理替王亞忱全盤處理大事小情，當年，王亞忱把她從西山賓館服務員一手提拔到阜新市政府交際處處長，旁人都承認她精明，是王亞忱身邊干將之一。2005年7月15日她被“雙規”，是商貿城第一個出事的。
當時，王亞忱這邊動作很快，2005年5月20日，在律師劉艷秋和張乃義幫助下，一份《董事會聲明》出爐，并在全體職工大會上宣讀，聲明“已決定向這些所謂的新聞單位提出訴訟”。高文華告訴記者:“5月20日，王亞忱還想在阜新四星級的中林大酒店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去的人少，流產了。”
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的游戲規則
阜新市還有個說法:“王亞忱是一輩子說上句的人。”當這位官場一帆風順的老干部以近70高齡轉戰商場，問題來了。
1965年生人的高文華1993年下海，靠阜新縣第一個桑拿浴起家，沒幾年，又買下了阜新市最大的桑拿中心。那是阜新當時裝修最好的娛樂城，兩層樓的規模，餐飲桑拿一應俱全，領導和做生意的都喜歡去。高文華在阜新這個煤電之城，論有錢可能排不上前十，但非常有名。高家兄妹三人，父親當年是某縣計委干部，干部家庭里長大的高文華從小就是個敢想敢干的人，1982年，沈陽出了個何小奇，偷渡去了香港，17歲的高文華和五六個朋友一商量覺得香港多好，打算路上沒錢了搶出租車去，結果很快被抓，判6年徒刑。高文華說:“嚴打后，關了8個月我出來了，后來在民辦北京民族大學讀了兩年多大專，對我人生觀影響很大。”此后，高文華在商場上一路很順，周圍人評價:“高文華思路好，膽子大。”直到2001年開始策劃商貿城項目，王亞忱加入后，一段“危險的關系”開始。
阜新不大，夏利出租車5塊錢跑全城，即便油價上漲后，從最東頭跑到最西頭不出10塊，城市人口不過78萬，下崗職工15.6萬。資料顯示，2002年，19.98萬阜新居民處于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月收入不足156元，阜新老百姓都說，阜新在遼寧14個市里倒數第一。但記者眼前的阜新卻是一個新房處處、奧迪A6滿街的城市。僅高文華策劃的商貿城占地面積就有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9萬平方米，A、B兩區相當一個中型體育場規模，投資據稱超過1億元，而2001年，阜新全市財政收入不過4.54億元。商貿城副總馬衛東是前阜新市商業局局長，他告訴記者:“起先王亞忱和高文華合作得不錯，高文華對王亞忱很尊敬，叫‘老爺子’，后來慢慢不行了。”高文華說:“開始我給王亞忱定工資每月1萬元，他主動跟我說不要1萬，就跟你一樣拿5000，我還挺感動。后來他說，我財務科長出身，幫你管管錢，掛個總指揮名。”時間不長，商貿城沒有財務總監王亞忱批，任何人不能動錢，其中包括高文華。
《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作者劉萬永告訴記者，阜新市一位領導干部說:“王亞忱和高文華的事情，其實就是誰說了算的問題。”
在阜新市政府官員看來，王亞忱的“氣魄”來自他當年在阜新經濟轉型期發揮的特殊歷史作用。阜新是傳統的“煤電之城”，“一五”時期，國家156個重點項目中就有4個 能源項目安排在阜新，當時阜新礦務局局長兼阜新市長，城市管理長期“企業代政”，礦務局發展計劃就是城市發展計劃。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阜新的煤儲量雖然只開采了近一半，但剩余儲量基本蘊藏在地下700米以下，開采成本大幅提高。礦業衰退后，城市經濟發展缺乏長遠規劃，城市治理缺乏專門人才的問題日益突出，正是在這種阜新面臨從“無序”到“有序”、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時期，王亞忱出現了。正像一名發展期的“亂世梟雄”。當時的阜新，是國家第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試點。
1986年王亞忱從朝陽重型機械廠廠長直接調任阜新代市長，當時他是憑“朝重經驗”在全國出名的“改革家”。1987年當選為市長后，王亞忱力排眾議地給阜新經濟了一條新路。一夜之間，阜新搞起了“全城租賃”。盡管當時飽受非議，但王亞忱還是搞成了。就是這些履歷，使王亞忱在阜新成了一切說了算、凌駕于各級領導之上的“老大”。
高文華的大哥高國華告訴記者:“王亞忱到人大以后，直接把財政局長叫到辦公室說，以前人大的財政撥款總比政府少;以后，政府撥多少，人大撥多少。”據說，此后果然人大年年分房。1996年王亞忱離休后把阜新燈泡廠賣給了南非，阜新燈泡廠現任廠長吳俊武說，這時候的“王書記”，在歌廳唱歌從來不讓人搶話筒。高國華回憶:“聽說有一次在全市干部大會上，大連搞 房地產的武金祥進會議室找王亞忱，王亞忱看見后，伸手，摘下眼鏡說，都說武金祥給我的眼鏡800塊，你們看值嗎？”
了解王亞忱的人都說，官場上的王亞忱很會處理上下關系，這是他一直“說了算”的基礎。他一手提拔的干部都對他言聽計從而且感情不錯。王亞忱還很會向上級給阜新要錢，善于跟上級訴苦。一位前阜新高官對記者說，從中青報訴訟到王亞忱被批捕不到兩個月，顯然與王亞忱告中青報有關，據說一位中紀委領導的說法是:“都捅破天了，還告什么？”
接觸過王亞忱的人都說他愛美。阜新商貿城一女同志說他:“70多了小腰板溜直，從來頭發一絲不亂，天天換白襯衫，西服革履，非常有派。”1987年，身為紡織女工的 人大代表王麗平和“王書記”在北京開會時就見他已經會打摩絲，而且小心翼翼地拿牙刷刷白襯衫領子。這位一輩子愛面子的“王書記”被40出頭的高文華和30出頭的中青報記者搞得惱羞成怒，劉萬永說:“采訪時，我一進辦公室，王亞忱幾句話就說，你能來這說明高文華錢花到地方了。”一位阜新前政府官員告訴記者:“把王亞忱送進去的并不是商貿城之爭，而是他到處遞材料提到的自己兒子在商貿城項目上的巨額出資，一筆來路不明的巨額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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