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的72小時
某機構統計稱 三分之二案例系被父母家人強行送治
近年來，“被精神病”一詞經常出現在公眾視野里，同時，不少使用過精神類藥物、甚至曾經入院治療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給自己貼上“被精神病”的標簽，努力向他人證明自己并非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就在前不久，河南省鄭州市衛生局被曝從2012年10月開始，2％的精神病人指標任務被層層下發到各個社區的衛生服務中心內，再次引發了對“被精神病”受害者群體的關注。
工程師陳丹（化名）是其中之一，幸運的是，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后，她沒有被使用任何精神類藥物，經過近72小時后無恙出院。連她自己都沒有想到，送她進精神病院的竟然是父母，理由僅僅是反對她的戀愛關系。
父母雇人
強送女兒入院
陳丹30歲，在北京獨自打拼10年，現在是一名工程師。她的故事，要從2012年6月5日傍晚講起。
當天傍晚6點左右，陳丹和男友出門，打算去買東西，在一樓大廳，陳丹看到自己的父母正從出租車里走出。由于自己的戀愛關系長久以來遭到父母強烈反對，此次父母的到訪也并未通知陳丹，她決定回到家中，假裝自己不在家，來避免與父母相見后再度發生爭吵。
陳丹和男友進屋后不久，敲門聲響起，持續了十幾分鐘。隨后是十幾分鐘的安靜。“當時覺得我父母以為我沒在家，所以走了，剛松一口氣，可是門口響起了那種撬鎖的聲音。”驚恐之余，陳丹和男友撥打了110電話報警。門鎖被快速撬開后，陳丹驚訝地發現，跟她父母一起前來的還有另外四個從未謀面的陌生男子，“穿便裝，沒出示任何身份證件，身高可能都在1.8米左右，五大三粗的。我警告他們已經報警，但沒用，還是闖了進來。”
闖進門的四人分別按住陳丹的手腳，想把她抬走，陳丹父親稱其中一個是北京某精神病院的主任，要帶她去醫院做檢查。起初，陳丹奮力掙扎，但看到自己和男友勢單力薄，于是決定假裝配合，想拖延到民警出警。“這時，我手機響了，是派出所跟我確認地址，我還簡單描述了當時的情況，請求警察盡快趕來。”聽聞已經報警，四名男子再次強行抓住陳丹的手腳，把她抬出了住所門口，架著胳膊帶下樓，塞進了在樓下等著的出租車里。
回憶起當時的情況，陳丹說，“第一次感謝晚上7點北京的路況，讓我有充足的時間用手機短信與朋友們聯系。”在出租車后座，陳丹坐在兩名陌生男子中間，她把手機調成靜音模式，趁兩人不注意，悄悄發短信向朋友求救。“都告訴我要冷靜，我朋友都覺得，我爸媽不會真的讓我去住精神病院。”
陳丹自己也沒想到，那之后，她真的在精神病院里度過了近72小時。
重癥間
靠笑話撐到出院
到達醫院后，一名男子監視著陳丹和男友，另一名被陳丹父親指稱為醫生、卻從未出示任何證件的男子聯系住院事宜。沒有醫生接診，沒有進行精神狀態方面的檢查，沒有診斷，陳丹被護士握著胳膊帶進了病區。
陳丹聽到身后厚重的鐵門關上的聲音。“我跟外面的世界隔離了。”
在走廊里，護士邊走邊向陳丹介紹餐廳、廁所的位置，叮囑她去任何地方都要告訴護士、需要有護士陪同，“這叫健康宣講。”病房跟普通醫院的病房一樣，“只不過窗口都焊著鐵柵欄。”
陳丹被送進了重癥間。10張病床分兩排擺放，洗漱用品是病房里僅有的私人物品，“其余9張床上都躺著患者，有些人的手臂被捆綁在床欄桿上。”陳丹被護士要求脫光檢查，隨后換上了病號服，等著自己的洗漱用品被送進來。
無奈中，陳丹想起了很久前聽過的笑話。甲、乙、丙三個正常人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為了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甲決定講真理，重復了14次“地球是圓的”，被護士打了針；乙說自己是社會學家，歷數各國首腦的名字，也被護士打了針；丙什么都不說，照常吃飯睡覺，醫護人員給他刮臉后會道謝，在第28天出院。“像第三個人那樣，這是唯一指望得上的自救方法。”陳丹從來沒想過自己真的會遇上同樣的情況，“覺得凄涼，自己的生活真荒唐。”
第二天一早，陳丹努力多吃了幾口難以下咽的早飯，目的是讓護士滿意。隨后她發現，自己沒有被安排吃藥，“最擔心‘被治傻’的事。”之后，護士交接班、查床時，陳丹幾乎都要向護士重復回答、講述自己為什么被送進精神病院，“可能因為我是那61個病人里唯一不吃藥的，她們也好奇吧。”
6月8日，入院近72小時后，經過醫院三級專家會診復核，陳丹被確定無需住院，獲準出院。
只是“因為她不再聽話”
被強制送進病房當晚，半夜一點半，同病房一名老年病患突然尖叫，重復四五次后，值班護士也不再起身查看，陳丹在尖叫聲中睡去。再被同樣的尖叫聲驚醒時，陳丹睜眼便被嚇了一跳，“跟我病床緊貼在一起的那個老太太，不知什么時候已經坐了起來，坐在黑暗里。”之后，陳丹再沒睡著，當時是兩點半。直到天亮，陳丹看著隔壁床的病患在床上來回翻身折騰，聽著另一個病患反復說，“別捆我了，胳膊疼啊，放開我吧”，看到遠處一個病患也默默地坐起來，“在這些當中，穿插著各個床呼叫大小便的請求。”四點半，走廊上開始有病患走動的身影。五點半，護士叫全體病患起床。
之所以自己會經歷這一切，在陳丹看來，是因為她不再“聽話”。
從陳丹有記憶以來，她的父母就在試圖以各種方式干涉、控制她的生活。“比如，我身邊所有的同學，他們都能挑出不好的地方，有學習不好的、有壞習慣的、有是工人家庭的，除了學習成績排前三名的同學他們鼓勵我去交朋友，其他的同學在他們眼中都是壞孩子，不讓我跟他們來往。同學往家里打電話找我，他們會用分機偷聽，甚至不讓我出門，如果我出去玩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我爸會打遍所有我同學家里的電話。”
陳丹覺得自己從小受了不少委屈，“他們不但不尊重我、干涉我，還以同樣的方式干涉、指摘親戚們的生活。”長大后，陳丹想要脫離父母干涉的想法漸漸強烈，于是在大學畢業后到北京獨自生活，“我很怕他們干涉到我的生活，但工作前我爸說，要是找不到我，就到各大報紙登尋人啟事，所以我不得不告訴他們我在哪兒、在什么地方工作，希望能互相妥協、和平相處。”最終，因為男友不符合她父母的預設標準，陳丹被送到精神病院。
民間公益組織衡平機構工作人員表示，該機構從2010年中下旬至今收集到的百余件“被精神病”案例，有三分之二系被父母、家人強行送治。“如果能夠開展、增強社區護工方面的工作，當家長和子女之間、家人之間發生激烈沖突或矛盾時，能夠有比較專業、懂得相關知識和技巧的工作人員進行調解，很有可能降低被家人強行送往精神病院或用藥的人數。”
可怕的“有心理缺陷的父母”
被自己的父母強制送入精神病院，以及在精神病院里度過的兩天三夜，使陳丹遭受了巨大沖擊，只好借助心理咨詢進行調節。沒有被強制使用精神類藥物的陳丹，無疑是幸運的。
很多有類似經歷的人，沒能逃過被強制使用精神類藥物，例如小晨。小晨是北京某高校大一學生，出生在山東農村。2013年6月，高考前夕，小晨的父母找來一名神婆，在家里給她注射了精神類藥物。現在，小晨已經停止用藥近三個月，卻依然受藥物副作用的影響，“發胖，經常坐立不安，照鏡子時眼神都是散的。”
無論是陳丹，還是小晨，強行把她們當做精神病對待的，都是她們的父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表示，在他所接觸到的案例中，被自己的父母強行送到精神病院的受害者不是少數，原因幾乎都是“孩子沒有以前聽話”。
陳丹曾經帶她的父母去見心理咨詢師，“只見過一次，他們說自己年歲大了，不可能有什么改變，實際情況是他們不覺得自己的想法、認識有什么不對。”
陳丹用“干涉”來描述她的父母。小晨則用“控制”、“不把我當人、當物品”來描述她的父母。心理咨詢師王其峰表示，在這類家庭中，父母對孩子的控制欲過強，不懂得尊重子女對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選擇。子女在小時候往往不懂得如何表達對父母過度干涉、控制的不滿，隨著漸漸長大開始表達不滿、反抗，“有些父母自身可能存在某些心理缺陷，在面對子女的不滿和反抗時，會產生‘孩子不聽話’的感覺，甚至會采取極端行為。一旦被使用了精神類藥物，人遭受的影響可以說是破壞性的。”而父母對子女的干涉，在中國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目前，陳丹已經提出起訴，“起訴父母、打官司是被逼無奈，他們對我的損害太大。法律是我保護自己的最后辦法，也希望我的經歷能幫助到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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