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華接受本報采訪 本報特派北京記者 趙實 攝
昨天上午，在對外友好界別的分組討論現場，奔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程永華而來，記者終于在一個挨著角落的座位上見到了他，與2010年出任駐日大使時的照片相比，他的頭發白了許多。在其他委員發言的間隙，本報記者向程永華表示了采訪的想法，聽到記者來自長春，他欣然同意。
11時許分組討論結束，幾位記者立刻圍到程永華身邊提出采訪，他微笑著擺了擺手，“下午再找時間吧，她已經約我了。”他站起身，向本報記者走來，笑容親切而熟悉，“這是我的家鄉人。”這次專訪，在程永華的房間進行。他紳士地為記者開門，熱情地招呼記者落座。
“上次回家，還是去年，我回去看老母親，時間太倉促，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就要走，只停留了一宿。”一坐下，他熱情地聊起家常，采訪就這樣輕松地開始。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他回憶在長春的童年、少年時代，以及當年在日本度過的青春歲月，聊他的工作、家庭，以及他的遺憾，“我接受過很多媒體的采訪，但是這樣詳細地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還是第一次。”
成長
長春，是家的定義
“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只要有時間，我都要回家，哪怕只能待上一晚。”
18歲之前，程永華一直生活在長春。“小時候我家就住在浙江路附近，當時那一片叫二分局，離勝利公園很近，冬天一放學，我就去那兒的冰場滑冰。”他從小學到高中都在位于紅旗街上的長春外國語學校就讀。“夏天的時候，我書包里經常背著條泳褲，放學直接去南湖游泳，游完就坐電車回家，很愜意。”這是程永華回味多年的樂趣。
說著，他看向窗外。身處23樓，一座座華麗的高樓收入視線。
“那時沒有電腦、電子游戲，但是真的快樂。”他的語氣里，充滿了懷念，“長春四季分明，水好，綠色植被多，是一個充滿起伏變化的城市。但原來在家的那些年，卻沒有感覺到，后來到了北京，又到了別的很多地方，開始感覺到長春這些難得的好。”
程永華很快又說起現在的長春，“最近這幾年，長春的發展變化真的很快，在我小時候，人民廣場往南幾乎沒有什么建筑物了，到了省實驗，完全是荒蕪的景象，但是現在工農廣場以南，完全發展起來了，包括凈月潭和兩個開發區，都發展得很好，我回家的時候，都去看過了，現在真的很好。”
家，是程永華不斷提到的詞，而他口中的家，是和長春聯系在一起的。“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只要有時間，我都要回家，哪怕只能待上一晚。”
求學
“洋插隊”在日成長
“（在日本輾轉求學，換了學校后）我們的待遇也發生了改變，從簡陋的合租公寓搬進了教授家里，吃飯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提高。”“在當時，我們屬于‘洋插隊’。”
1963年，程永華到長春外國語學校上學，當時他9歲，是學校建校的第一批學生，主要學的是日語。
“當時學校只有兩個班，一個小班，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一個大班，包括初中和高中。”他在長春外國語學校度過了9年的學習生涯。
1972年，中國的對外環境得到了改善，為了培養新中國成立后新一代外交官，外交部從全國各地選派出國留學生。經過嚴格的考試和層層篩選，程永華脫穎而出，成為了新中國派出的首批赴日留學生之一。
1973年，19歲的程永華與其他6名選派的留學生出發前往日本。
當時，由于中國和日本剛剛建交，還沒有形成關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協定，日本也并不了解如何接受中國的留學生、如何為他們創造好的學習環境。“當時日本的國立大學并不接收我們，后來經過日本當地人的介紹，我們去了和光大學，位于東京，是一所私立大學。”
“那時候，一切都是陌生的。”程永華說，他們在日本沒有留學生學長和前輩，也沒有社會關系，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而最大的障礙，是語言問題。“‘文革’前，長春外國語學校有日語外教，但‘文革’時，外教都離開了，我們所學的都是中國的老師教授的日語，也看不到外報，聽不到外臺，看不到外國電視。”程永華和同學們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是和日本的學生一起上課的，語言問題導致他們學得很吃力。“我們幾個人就一起租了個公寓，一放學就在房間里寫作業、對筆記、研究報告。”
漸漸地，他們發現和光大學對中國留學生的課程設置并不理想，“我們想要學習的是日本語言、文化等各個方面，比較全面的日本的課程，但是這里實現不了。”程永華說。
不久后，中日之間對中國學生赴日留學的教育問題進行了探討，程永華和同學們的留學之路走向了新的轉折點，創價大學接收了他們，并且專門為他們量身打造了適合留學生學習的課程，并選拔出相應的老師進行教授。而且，“在生活上，我們的待遇也發生了改變，從簡陋的合租公寓搬進了教授家里，吃飯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提高。”程永華笑言，“在當時，我們屬于‘洋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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