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個拍記隊的元老之一劉洋飛說，胡同越來越少，資金越來越少，“我們沒法再拍下去了”。
當年“拍記隊”在活動供圖/劉洋飛
劉洋飛的電腦中還保留著大量資料 攝影/本報記者 袁藝
導語：“這個保護民間文化古跡的群體，也體現了現代公民依法保護文物、傳承歷史的公益心和法律心。”當央視評選這個團體為2007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之一時，組織者如此評價。從2005年至今的8年里，這個團隊專門致力于拍攝老北京胡同，據其負責人說，他們總共拍攝了70余萬張北京胡同照片，留下的文字資料每年近千萬字—這就是京城胡同拍記隊。
日前，隨著其在線活動組織平臺“老北京網”的關閉以及資金的匱乏，京城胡同拍記隊也停止了活動。 這個拍記隊的元老之一劉洋飛說，胡同越來越少，資金越來越少，“我們沒法再拍下去了”。
“這輩子最重要的東西”
劉洋飛穿著白襯衫，提著公文包快步走向自己所在的事業單位的辦公室，途中，他數次停下跟同事們打招呼。作為辦公室主任的他，每天忙個不停，只要在上班時間，他桌旁的電話和打印機就一直是熱的。
他的筆記本電腦和移動硬盤隨身攜帶，里面除了公務文件，還有自己都數不清的照片和文字資料。劉洋飛隨手查了一下，電腦里顯示這些電子照片總共占據了幾百GB的硬盤空間。
這些照片拍攝的都是北京的胡同，其中部分是胡同廢墟的景象。“這些都是我們8年間拍攝的。”劉洋飛說這些照片隨身帶著一份，家里備份一份，朋友那也放了一份備份，照顧得比日記本還小心翼翼，“這些東西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在這些“最重要的東西”里，“大吉片”的照片又是他最為珍惜的，因為它是京城拍記隊所有活動的開始。那時，劉洋飛25歲，而現在他36歲了，“大吉片”也早已經消失了。
劉洋飛回憶，拍記隊活動最開始是幾個網友一起“攛掇”起來的。先是一個網友在“老北京網”提議，說去拍拍胡同，當時也是版主的劉洋飛挺感興趣，又覺得大家也會喜歡，于是跟網站創辦人張巍商量后決定發帖辦活動。
那個時候，劉洋飛一下班就上“老北京網”，詢問網友們合適的時間和地理位置，再跟其他幾個資深懂行的網友討論，最終敲定了時間地點：2005年6月，“大吉片”。
“大吉片”是很多老北京人都不陌生的稱呼，它其實是以“大吉巷胡同”為核心的一個區域。定在大吉片，是因為那里當時正在搬遷。大家要趕在搬遷前，為北京留下個影子。在“大吉片”，胡同特多，簡直就是老北京物件的一個庫房。
礙眼的隊伍 有著使命感
“那會兒大家倍兒團結。”劉洋飛說，2005年到2008年期間，拍記隊非常狂熱。那時，老街道被一個又一個納入新城規劃，某個胡同消失似乎只是分分鐘的事兒，“上周剛拍了一半的胡同，懶了一下，想再去，結果第二次就只能拍廢墟。”
最頻繁的時候，拍記隊每個周末都會聚在一起。大家緊趕慢趕，要趕在騰退前記錄下老北京的建筑和人。在他們看來，這是老北京的生態環境，沒了老胡同，沒了住在胡同的老人兒，老北京文化也就消失了，“我們那會兒帶著使命感在拍。”劉洋飛說。
這種使命感具有傳染性。拍記隊從最初的幾個人慢慢變成幾十人，其中既有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也有在北京上學的外地大學生，還有在北京工作的“北漂”。
一次，他們一大群人聚在了胡同里的一戶人家門口看建筑細節，屋主把門打開探出個頭，看了看每人手里都拿著一個卡片機，愣了一下后大喊：“你們干嗎呀你們！說！”他們解釋后，屋主樂了，把門一敞，“拍記隊？我聽別人說過你們，進！”
他們覺得這樣也好，讓北京人都看看，知道有這么個事兒。平時大家在北京生活，不在意，必須得有這么個“礙眼”的隊伍出現，提醒大家身邊的老北京，好好記在心里，說不定什么時候就再也回不去了。
春夏秋冬 踏進同一條胡同
“我現在都覺得很奇妙，喧囂的現代城市和悠然自得的百姓生活，是怎么能僅一墻之隔的。”劉洋飛一直記得拍記隊每一次活動時的體驗。
校場口小五條胡同就是拍記隊成員眼中的一個典型的“普通胡同”。這條胡同位于鬧市區的宣武門大街和兩廣路的交角，胡同也不寬，也沒什么深宅大院，就是小老百姓們過日子的那種平常胡同。
劉洋飛回憶，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拍記隊都路過這里，每一次踏進胡同口，周圍就立刻安靜了，也聽不到鬧市區的喧囂聲，周圍的生活節奏也都慢了下來。他至今保存著成員們拍攝的這個胡同口，無論什么季節，胡同口的門樓像個坐標一樣立在那兒，“跟水墨畫一樣，特別美，特別寧靜。”
在他看來，這些“老北京”是不可逆的。他見過很多復建還原后的古街景點，“那根本不是‘北京"。
“這怎么能還原出來呢？”劉洋飛指著老照片說，過去的大街，因為各家的宅子都是自己建的，“每個門臉兒都不一樣，千變萬化中又有規律。”
認為這些行為很有意義的并非他們自己。2007年，“拍記隊”被央視選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當時，央視對他們的評價是：這個保護民間文化古跡的群體所做的努力顯得異常珍貴，也體現了現代公民依法保護文物、傳承歷史的公益心和法律心。
胡同 讓位于養家糊口
隨著央視的表彰，成員們拍得也更加起勁了。劉洋飛為拍記隊操勞的事情越來越多，陪女朋友的時間越來越少。
直到結婚時，妻子還是對北京文化不感興趣。劉洋飛自己也到了立業的階段，工作從基層調到了機關，再也沒了搞北京文化的時間。
“這玩意兒太耗精力了，我不可能不顧事業，全干這個去了。”劉洋飛說，此刻的他以及其他一些當時的年輕人，已經是成家立業的事業上升期，純付出性質的拍記隊這種民間文化保護活動，只能在養家糊口面前讓一讓。
同樣的遭遇，拍記隊的另一名成員張元哲也遇到過。
當年他開始跟著其他成員一樣狂熱地參加活動。活動每周都辦，每次活動的前期，要做搜索文獻的功課，活動之后，還會整理資料。此外的業余時間，自己則考慮著下次該去哪兒，看什么拍什么。家里人因此覺得張元哲天天鼓搗網上活動，都不顧家了。
如今，已經有了孩子的張元哲開始趨于理性。如果有活動他也會參加，但現在做得更多的事是整理搜集資料的工作。對他來說，帶孩子以及工作成了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張元哲也注意到，現在拍記隊沒活動了。他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團隊里多是80后，現在正是他們這代人的生育高峰期，大家眼下的生活重心肯定會更多聚焦在家庭、孩子和事業上。
“胡同少了，再拍也拍不出什么了”
淡出拍記隊的人不止劉洋飛一個。劉洋飛說，并不是所有成員都是因為沒時間才淡出團隊的。事實上，另一個客觀原因是，新城市的建設進程已經到了一定階段，城區內現在保留下來的胡同已經很少了，想拍，拍哪兒呢？
“曾經的老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賽牛毛。”劉洋飛回憶，2005年拍記隊紅火的時候，北京的胡同在城市規劃后還剩下差不多幾百條。隨著新城市的建設，如今的北京胡同，他自己以及其他很多拍記隊成員，都已經走過不下四遍了，短時間內，再拍也拍不出什么來。
他記得很清楚，最初拍記隊活動，大家最高的裝備也就是卡片機。等如今有了點經濟基礎，換成單反相機了，心儀的胡同卻已經大多變成了樓房或廢墟，“看了心疼。”就這樣，拍記隊后來不怎么活動了，成員們就算活動，也都是在整理以前記錄的圖文資料。他們有個規劃，將這些記錄了老北京靈魂的資料出書，讓老北京在某個地方永遠鮮活。
平臺停了 資金沒了 拍記隊停辦了
去年，作為拍記隊活動組織平臺的“老北京網”因為管理方面的原因關閉了一段時間。大本營的關閉，為拍記隊的活動畫上了句號。“老北京網”的創辦人張巍表示，目前拍記隊公布在網上的圖片資料有60多萬張，文字資料超過2億。未公布的圖片資料還有超過10萬張。這些資料，都是拍記隊成員一次次活動中留下來的。
張巍說，現在“老北京網”正在準備被賣給專業的操辦公司，網站的拍記隊活動目前不再辦了。按張巍的估算，組織拍記隊活動的“老北京網”若想維持運營，每年需要的金額約為10萬余元。這些錢光靠網友募捐和少量贊助，撐下去很困難。
不過，拍記隊的模式已經固定了下來。在“老北京網”上的拍記隊板塊，盡管沒有網站組織的拍記隊活動，但一些網友拍了北京古跡的照片，還是會把圖片傳上去曬。
只是偶爾，還是會有一兩個網友納悶地發帖詢問：咱們拍記隊什么時候再活動呀？(本報記者 孟妍 線索提供 楊女士)
專家觀點
政府應為文保民間團體提供鼓勵政策
張巍，國內第一個老北京文化網站“老北京網”的創辦人，也是“拍記隊”的組織者。由于他近期打算賣掉“老北京網”，也直接使得拍記隊停辦。他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老北京網”只是個用來宣傳北京文化的工具，拍記隊也是一樣，目的是宣傳而不是就為了拍而拍。賣掉網站后，他會開始做一個項目，讓老北京文化、傳統文化納入學校教育內容中去。這個項目需要大量資金和時間精力，這就是他想賣掉“老北京網”的原因。
而對于公益性的民間文保團隊來說，張巍希望政府能夠提供相應的政策扶持，例如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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