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時政學習活動中，看到一則報道，“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到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最窮的地方還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同志在2010年3月份在河源調研時所發出的扶貧之“問”。華南農業大學響應省委省政府的號召，定點樂昌市慶云鎮襖田村開展“規劃到戶責任到人”扶貧工作亦兩年半了，經常見到學校新聞不斷報道華南農業大學的扶貧進展，那里的村落究竟是個什么狀況，村民日子過得怎樣？借著暑期三下鄉活動和“六個一”工程，華南農業大學調研小組順程來到襖田村，從學生的角度展開調查，引出一些思考。
問一：誰來給這里發展的機會？
襖田村位于粵北石灰巖山區，鄰近湖南，由8個村小組組成，總面積14597畝，其中耕地面積1097畝，水旱田750畝，能種水稻的不足400畝，總人口651人，總戶數182戶，總體比較貧困，此次“雙到”工作中省定貧困戶31戶，貧困人口119人。
我們觀察發現，襖田村自然稟賦先天不足，地勢落差大，交通不暢，土壤貧瘠，不適合規模化農業生產；新修的武廣客運專線打穿隧道改變了山間水系，生產用水問題突出；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整個村缺乏勞動力，種養技術落后，沒有主導產業，農產品僅自給自足。通過我們學校幫扶，在水利設施、危房改建、科技產業等方面已起了明顯變化，村集體經濟和村民收入特別是貧困戶收入得到了顯著增長，完成省定任務顯然沒有問題。但在與村干部和村民的交流中我們發現，這里的人有改變貧困的意愿，但意愿卻不是十分強烈，常常流露出無奈的情緒，還有一種隱隱的期待：無奈于地理偏僻，期待寬敞的道路能夠修到家門口；無奈于自然條件差，期待“靠山吃山”有捷徑；無奈于歷來的村莊一成不變，期待外面的繁華何日輻照到這個小山村？
面對現狀，我們不禁問到：社會發展到今天，地區差異還這么大，誰來給這里發展的機會？面向未來，我們不禁又反問，如果這里把貧窮已當成一種習慣，即使有了好的發展機會，又有誰能去抓住它？
顯然，扶貧首先在于扶志，必須加強思想工作改變貧困戶的“等、靠、要”觀念，激發貧困戶自我發展的內在需求和改變貧困現狀的強烈愿望，正確認識到與非貧困戶的差距及原因，通過勤勞致富，否則扶貧投入再多也是一時曇花。
其次，扶貧須找準適合“造血”的途徑。我校依靠農業科技大力推進產業扶貧，不失為扶貧造血的有效途徑之一，既可減少農村勞動力外流，也為耕地持續利用提供保障。當然，輸送勞動力（經過培訓）進入務工的收入最為直接，效益也明顯。但從長遠看，城鎮化進程終究有個限度，農村問題的解決歸根還是回到土地里來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最終還是優先發展農村經濟，待農村的各項文明指標擺得上桌面之日，“幾十年之后誰來耕地和養豬”的拭問才有人坦然而豪壯地回答。
再者，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貧工作隊才是脫貧致富的真正動力。外力扶貧總是有限的，政治號召，道義支持乃一時之策。真正的扶貧使者不是上天派來的，而是內在產生的，他們就是當地的干部。貧困村固然在資源、交通等方面受到限制而致貧，但俗話說“靠山吃山”，當地干部是否動腦筋找路子，是否真正為農民服務，切實指導幫助他們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才是最根本的最積極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富不富看干部，這也是我們黨在農村最基層執行力的體現。但從現實看，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貧隊伍卻任重道遠！
問二：他的貧困何日能徹底改變？
大家都叫他阿茍，今年45歲。“茍”與“狗”諧音，好養。我們調查的另一戶人名中有帶“賤”字，也是此意，后面再介紹。阿茍曾經有七兄弟姐妹，成年活下來的只有現兩兄弟，他哥哥也帶一“茍”字，近50的人智商卻只相當于5歲的小孩，隔三叉五地，阿茍要滿山地找這個哥哥回家吃飯或睡覺，總要耗費一番精力。阿茍前年底才娶上老婆，是個見了誰都笑呵呵的傻女人，腳殘疾，自個兒站不穩，風一吹就能倒，快兩年了也懷不上孩子，斷了阿茍“傳宗接代”的念想。
去年春，阿茍的老父親一口氣沒上來，走了。這邊農村又講究，送個老人花了萬把塊錢，全是信用社貸的款，一屁股債硬扛著不知什么時候還得清。老母親85高齡了，由于長年勞作，背駝得走路都艱難，時常發作個老毛病讓阿茍不敢跑開村子多遠，就只能種點地頭維持溫飽，間隙地在附近做點體力活弄包煙抽、補點家用。一家四口擠在破舊的泥墻房里，一個勞力養三個殘老，過一日是一日。學校掛扶單位捐款在他家老房子旁邊砌了一層兩進間的紅磚房，刮風下雨的生命安全有個保障；這三年又送錢送物，不間斷地有干部過來看望資助，關心基本生活，納入政府低保，千方百計增加家庭收入。但這種扶助性的脫貧，說到底是暫時的，淺表的，他及他的家人陷入了絕對貧困的泥潭，有什么良計能使他徹底改變貧困呢？
反觀阿茍及他家里近年的行為歷程，我們發現有兩件事使貧困的境況愈發惡化。一是大辦喪事，欠債纏身；一是為了“傳宗接代”又娶了個殘疾老婆，花了錢愿望沒實現，心理負擔和經濟負擔雙重增加了。我們當然尊重風俗習慣和婚姻自由，但從現實出發，究其原因，封建思想的影響左右了阿茍的發展，一些不切實際的“大事”沉重縛住了這個家庭，要垮下來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了。
問三：有誰病得起？
老謝老兩口前兩年日子過得挺悠閑的。大女兒嫁了人，兒子娶了媳婦生了崽，二女兒和小女兒也都中學畢業跑到珠三角打工有一定的收入，還處上對象了。去年兒子和兒媳也外出打工了，老伴地頭弄頭菜，幾個娃時不時回來看看給幾個生活費，就整天見老謝坐在村口抽個煙逗孫子樂。但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今年老伴查出了子宮癌，又切除又化療，一路下來，家里積蓄的幾萬塊錢不見了，還背上來了3萬多元的債，老謝是還不上了，就得幾個小孩分擔了，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后期的醫療費用不知又得咋出呢？
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避免過多出現因病致貧、返貧現象，近幾年大力實施了新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但新農合仍有其一定局限性。拿老謝老伴來說，因當地醫療條件所限，腫瘤切除和化療都須到廣州才能進行，手術費4萬元異地就醫限報40%（縣內就醫可報70%，逐級減少，且有封頂），化療8次*0.4萬元/次支出3萬多元需自費，這一下就成了沉重負擔。雖然近日國家發改委又發布了大病保險至少報銷50%的工作意見，但從試點、啟動到如何實施仍有一個較長過程，高昂的醫療負擔已完全壓垮了這個原本小康的家庭，當地政府已將老謝一家納入低保家庭，但幾百元的補助也是杯水車薪。
問四：書中自有黃金屋嗎？
老鄧前幾年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上有80歲老人照顧，老伴身體也不太好，省吃儉用，東拼西湊，硬是供三個兒子都讀完了技校。大兒子和二兒子早兩年出來工作，工資也有好幾千，而且幫襯著把家里三層樓的房子在去年上半年建起來了。去年下半年，小兒子技校畢業在深圳一家電梯安裝公司做技術，月薪過萬，這下把老鄧鎖了幾年的眉頭給打開了，逢人就夸自己小孩有出息，沒事總偷著樂哩！
老鄧就認一個理，在農村小屁孩沒其它捷徑，就得把書讀好了，“書中自有黃金屋”嘛，老鄧說，自己就吃了沒文化的苦，再也不能讓娃兒們待在這山坳坳里窮一輩子啊。我們也不禁為老鄧幾個成才的兒子感到自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把根本的事兒做好了，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但我們在村里和鎮上觀察發現，這兒的娃讀書太苦了。前些年，國家把一些地方小學、中學都集中到了中心城鎮，村辦學校停了，小娃們跑一趟山路去學校得繞兩三個鐘，天蒙蒙亮出，天黑黑回，學習效率可想而知。在山路上，有一輛三輪摩托改裝的接送車跑了幾回，里面小孩子坐得滿滿的，在每個轉彎處都讓我們看得心驚肉跳。我們年年在講教育的重要性，但每次一講到教育投入總是捉襟見肘，這與我們現階段的發展水平相關，但農村的孩子似乎更多地背負了轉移的責任，他們的起跑線與城里的一樣清楚嗎，他們都看得到“黃金屋”嗎？
作者：張薰予（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預備黨員） 李毅釗（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研究生）
（注：本文系華南農業大學書記項目“六個一工程”學生預備黨員社會調查優秀報告；指導老師：武玉坤（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魏劍波（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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