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葉青(微博)（第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第十一屆政協常委，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長期關注并推動公車改革）
大年初一，云南紅河州州委宣傳部官方微博公布了部長伍皓 (微博)的公車牌號“云G99099”。伍皓接受媒體采訪時證實，他主動要求宣傳部官微公布了他的公車車牌號，“禁止公車私用從我做起，求大家監督我”。很多人為此舉叫好的同時，也發出質疑。作為一名副廳級官員，伍皓原本沒有資格享有專車的待遇。那么，官員用車究竟該如何配備？
1
新京報：2011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與《省部級干部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按照中央領導的指示，還專門成立了中央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省部級干部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目前為止，這一文件沒見公開發布，節選內容來自201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模擬試卷（1））中規定，公務用車包括三種，分別是“各級黨政機關及其所屬行政單位、各級黨委和政府直屬事業單位……的省部級干部專車、一般公務用車和執法執勤用車”。像伍皓這樣，身份是云南省紅河州宣傳部部長，不在“省部級干部”崗位的官員，其公務用車該屬于“一般公務用車”吧？
葉青：對，伍皓不具備配備專車的資格，只能算是“一般公務用車”，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了。
2
2、新京報：根據《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一般公務用車配備排氣量1.8升（含）以下、價格18萬元以內的轎車。而伍皓公布的公車牌號為“云G99099”的是一輛豐田越野車，就價格而言，肯定要超過18萬元，這算不算是“超標”？
葉青：我記得第八條明確規定，“黨政機關原則上不配備越野車。確因地理環境和工作性質特殊的，可以適當配備國產越野車。不得將配備的越野車和警衛車作為領導干部固定用車。”
地理環境特殊，比如說山地或丘陵地帶，工作性質特殊，比如說地震局、水利局等部門。即使是這樣，也需要嚴格審批程序，納入車輛編制，實行集中管理，不得作為領導干部固定用車。
盡管伍皓一再解釋，車牌為云G99099的豐田越野車是自己的前任留下的，但是，不管來源如何，就目前的情況看，他所在的宣傳部門是否需要配備一輛越野車？即使配備了越野車，是否適合作為公務用車，乃至“領導干部固定用車”？
中央文件提出越野車的特殊要求，是有道理的，一是因為購置費用高，據我所知，豐田越野車最便宜的一款，也要超過中央規定的18萬元。二是因為維護費用高，油耗高，費用是一般轎車的二倍。
所以，“超標”的事實是可以肯定的。
3
3、新京報：2004年8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發布《云南省公務用車管理暫行辦法》，其中第十條第二款規定，“除省級領導干部按規定配備的專車和相對固定用車外，其余車輛由單位統一調度使用。”按照這個規定，作為非“省級領導干部”，伍皓的公務用車該由“單位統一調度使用”吧？怎么成了“相對固定用車”？
葉青：看來云南省的公車管理規定比全國的更嚴格。按照伍皓個人的解釋，該車不僅他自己使用，也會用來接待一些媒體記者或藝術家。
他所說的“相對固定用車”，主要指一般情況下，雖然是單位統一調度使用，但是保證他的優先使用權，如果他自己不使用，可以用來其他用途。但是，據我所知，單位如果有第二部車、第三部車的話，是不會輕易動一把手的車的。
僅就“相對固定用車”而言，這是違規的，不僅違反了中央規定，也違反了云南省的規定。中央規定中沒有“相對固定用車”這個說法。何況，“相對固定用車”與“專車”的邊界很難劃分。名義上是“相對固定用車”，實質上是“專車”——這是中國公車最大的現狀。
4
4、新京報：結合云南省的規定，作為非“省級領導干部”配備了省級領導干部才配備的“專車和相對固定用車”，是否算是違規？
葉青：“省級領導干部”這個說法有些模糊。首先一點，我不知道云南省對“省級領導干部”是怎么界定的，在云南，伍皓是否算“省級領導干部”。
就我個人理解，“省級領導干部”主要指正省級和副省級領導，前者配備“專車”，后者配備“相對固定用車”，哪怕后退一步，也到正廳級。但是，作為副廳級的伍皓，目前應該不算。所以，也就沒有資格配備“相對固定用車”。
5
新京報：伍皓所說的“相對固定用車”，是否算是中央文件指出的“專車”？區別是什么？
葉青：應該說，制度上的規定是很明確的。專車就是專人使用，專人駕駛。非專車，就是多人使用，一人或者多人駕駛。
之所以出現“相對固定用車”，就是因為近十年來財政狀況好轉之后，政府部門的公車多了，哪怕沒有資格配備“專車和相對固定用車”，但是因為數量多了，就會造成事實上的“專車和相對固定用車”。
比如，一個單位里，一把手的用車，一般人都不用，即使用車緊張也很少考慮，這就是事實上的“專車”。其實，很多官員根本不在乎名義上的承認，只要事實上得到實惠就行。
6
新京報：現在的問題是，事實上的“專車和相對固定用車”比較多？
葉青：問題就是如此。你可以搜索一下“村長論壇”這個關鍵詞，就會發現已經成為“豪車云集”的替代詞。在村長論壇上，奔馳、寶馬、勞斯萊斯、雷克薩斯等豪車隨處可見，車牌號則有“888”、“666”、“777”、“999”……不是車展，勝似車展。
你說村長算什么級別，公務員序列都不算。原因就在于制度上沒有規定，只提到省部級和副省級，其他沒有涉及，所以一些單位想買什么就買什么。
7
新京報：此次事件，不少媒體都提到1994年9月，中辦、國辦發布《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中辦發[1994]14號），明確“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保證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離休、退休后享受部長級和省長級待遇的，不配備專車”。到了2011年1月，中辦、國辦發布《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中辦發[2011]2號）。關于省部級及以上官員才能享有專用公車待遇的規定，在中辦發[2011]2號文件中沒有被改變或廢止，你認為原來的規定是否有效？這是否就是目前關于公務用車配備的“原則”？
葉青：一般來說，新文件替代老文件，都會在文件后注明新文件自何時起施行，原文件何時起廢止。
《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中辦發[2011]2號）第二十四條，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的規定，凡與本辦法不一致的，按照本辦法執行。
這意味著與新文件沒有抵觸的地方，繼續有效。
據我所知，這也是目前關于公務用車配備的最新規定。
8
新京報：為何事實上的“專車”現象卻很嚴峻？
葉青：關于近30年公車使用中的問題，有幾個時間節點。
第一個時間節點是1993年。1993年，廣東東莞沙田鎮取消領導干部的公務用車，改發交通補貼。這一做法被稱為貨幣化改革模式，它的最終目標是取消所有公車，被認為改革效果最徹底。
因為1993年前后，關于公車使用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并有改革，所以才會在1994年推出《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中辦發[1994]14號）。之后，關于公車的管理，一直是有序進行的。
1998年，大慶市準備車改時曾經做了一個公車使用的調查，結果是“三個三分之一”：領導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辦私事占三分之一，司機辦私事占三分之一。現在有人提出是“四個四分之一”，即“領導家屬辦私事占四分之一”。
第二個時間節點是2003年。2003年，我作為民主黨派人士正好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調到湖北省統計局任副局長。剛去的時候，發現單位公車很少，除了局長有配備相對固定用車外，副局長是有事才派車。所以我干脆實行車改——“自購私車，一月補助1000元，出武漢市實報實銷”，不“與人爭車”。兩年后，財政好轉，幾乎每一位副廳級都能有相對固定用車了。
接下來的十年中，幾乎是中國公務用車最為鋪張浪費的時期，既是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時期，也是權力受到監督制約較為寬松的時期。因此，我在全國人大會上八年呼吁車改。
第三個時間節點是2013年。由于《人民日報》把“車輪上的鋪張”與“舌尖上的浪費”相提并論，使得今年關于公車使用的問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尤其是在中央八項規定的影響下，相信會有新的變化。有理由相信2013會是“車改之年”。
9
新京報：2011年，中央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曾表示在全國開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治理力度不可謂不大，可是現在的“公車私用”等現象卻屢禁不止？
葉青：當時全國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是，認定違規公車17.95萬輛。全國范圍大概有200萬輛公車，這個比例還是比較高的。
屢禁不止，是因為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理由，并且公車來源的渠道很多，有的是上級單位劃撥，有的是本級財政撥款購買，有的是從下級單位借用，監督起來也不好查，所以，問題一直都存在。更糟糕的是，部分官員認為，“有公車坐是一種驕傲”，“公車私用”又不是貪污腐敗，“小事一樁”，且“法不治眾”，因此坐一天算一天，要改了再說，形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大問題”。
10
新京報：該如何根治這些公車使用的違規現象？
葉青：各地都出臺過不少車改措施，比如溫州車改，直接進行貨幣化補助，但是由于補助標準過高，現在騎虎難下。比如廣州，推出GPS監督模式，在公車上裝載GPS，監控公車的使用，但在有效果的同時，也增加了監管成本。難以持久。
所以，我建議，對待公車要連根拔掉。在中央文件的基礎上，對省部級以下的公車，直接取消，像杭州車改那樣進行比較徹底的公車改革——連廳局級干部都取消公車，既要照顧到不同級別的補助，更要把公車費用降下來，從根本上治理公車使用的亂象。現在應該是把杭州車改推向全國的時候了，不過我建議的前提是把杭州車補減少一半。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 (微博)
- 項目對接快訊
-
- 最新信息
- 熱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