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部委下發了關于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應該說，這個通知來得比較及時。城市更新成為一股熱潮，大拆大建的勢頭在有些地方越演越烈，主管部門發文，會對出現的問題有所糾偏。
什么是“大拆大建”？為什么大拆大建的生命力那么強？一紙通知能不能管住大拆大建？這些還需要去研究。
翻看西方國家城市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大拆大建”走上城市發展的舞臺時，基本上是一個中性詞，它代表一種城市改造的方式。比較突出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二三十年時間跨度范圍中，美英法等國針對貧民窟進行清理，有過大拆大建的階段。
2013年我們國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棚戶區改造。棚戶區是指建筑密度大、結構簡陋、安全隱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基礎設施不配套的住房較為集中的區域。棚戶區改造工作規模與力度大，從形式上講近乎于“大拆大建”，但它總體上還是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所以，要批判的不是“大拆大建”這種形象的說法，而是要搞清楚大拆大建、小拆小建、微拆微建、不拆而建等等，為什么都有其適用的階段、適用范圍與合適場景？在當前的城市更新中，很顯然，大拆大建的范圍與對象都過了頭，方式與方法存在諸多問題，偏離了城市更新的要求，影響到高質量發展，因此要對大拆大建進行全面有力的糾偏，以促進城市更新穩健發展。
前些年在特色小鎮、新城新區建設中，都曾有過大拆大建。這次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大拆大建又成為熱點并成為批判的對象。有關部門發出通知，強調防止這些大拆大建的行為，這是完全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要防止大拆大建，關鍵還是要在城市發展中建立系統性的內在的約束機制。
首先是要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做到專業正確。一直以來，都有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大搞“造城運動”，留下“半拉子園區”、爛尾樓等。近年來，這些現象有所收斂。回溯這類問題的產生，深層次原因之一就是有的地方政府以“政治正確”為名，放棄了“專業正確”，漫無邊際地泛化上級政策的內涵并最大化地為我所用。在城市更新中，有的地方其實并不確切把握城市更新的基本內涵與要求，在不具備大規模開展城市更新的必要性與相應條件的情況下，仍然不切實際地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龐大計劃，采取了超常規的手法，這就必然催生出一批大拆大建的項目。
其次，政策、規劃與法律的約束力有待增強。這里面有兩個方面，一是政策出臺時，通常相應的細則還不完善，所以各地蜂擁而上。城市研究的專家們注意到一個現象，近年來，政策出臺“打補丁”現象突出。就一項城市發展的政策而言，第一個政策往往是“鼓勵發展”，引發的行為是一哄而上。緊跟著是地方實踐中出現問題，相關部門就要再來一次“治理整頓”。當治理整頓過了頭，影響到了當初既定的目標，這時就再需要補一個文件，強調“仍要促進健康發展”。這固然說明了有關部門相機決策的機制漸趨健全，但也說明：政策文件在出臺之前，需要更周全些，把目標與路徑想得更清楚，把總體規劃制定得更加科學、精準。此外，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已有的規劃或法律，在一些部門的實際工作中沒有得到嚴格遵守，比如有的地方在城市更新中突破了針對道路控制的“紅線”，踩踏了針對城市公共綠地、公園、單位綠地和環城綠地的“綠線”等等。城市更新是城市發展的行為，需要許多政策、法律創新，但并不等于可以不拿原有的規劃當回事。
第三，專家和媒體公眾的監督力量需要強化。比如，近年來，有不少專家與媒體在呼吁不隨意改老地名，不伐移老樹，不能貪大、求洋等等，但這些聲音與“推土機”的轟鳴聲相比仍然較弱。這里面，專家和媒體公眾監督的力量不夠，一大原因是這類監督停留在“泛泛而談”上面，只講一些原則性的話，不敢涉及到本地的具體項目。但是，如何讓他們監督的聲音得到保護，并且能被聽到、被吸收，從而對現有的城市發展起到約束、警醒作用，這就需要更加直接有效的制度安排。
最后，對城市發展各類“技法”的育成需要更加廣泛深入。一位城市規劃學家說，城市的生長，并不是單純的疆域擴張，而是傳承歷史創新未來的過程，使其煥發出全新的時代能量。結合到城市更新來講，在大拆大建之外，確實有各類傳承文化、創新發展的手段方法，但這需要更多的領導、專家、投資者與市民去認識和掌握。中國確實到了需要開展城市更新的階段，但各方對城市的認識、對城市更新能力的掌握可能與城市發展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
為了防止大拆大建，要從約束政府行為、強化法律與規劃的作用、加強有效監督、創新城市更新手法等方面入手，更多實施小拆小建、微拆微建甚至是不拆而建，實現更高質量的城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