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潤芝
12月5日，莫言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起飛前他對媒體說：“陽光燦爛，感受很好。”但領獎并不是塵埃落定的嘉獎，而是紛爭的開始。
從新聞發布會上答記者問到文學講座，從斯德哥爾摩大學的講座到頒獎典禮的演講，莫言此行的所有發言都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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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母親”的故事
據新華社報道，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開始，外界就在猜測莫言到了斯德哥爾摩到底要講些什么。
12月8日凌晨，莫言發表了名為“講故事的人”的演講：“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在這篇演講當中，最重要的線索是回憶母親。母親對自己的影響很大，這一點，莫言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場合提到。在演講一開始，莫言就深情地表達了自己對母親的思念之情。
莫言說，去年，因為要修鐵路，自己無奈遷移了母親的墳墓。開棺時，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從那一刻起，莫言覺得母親已經成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站在這片大地上的訴說便是對母親的訴說。
莫言說，母親去世后，他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莫言僅用了83天，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這本書中，莫言“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在卷首語位置，莫言也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
因為相貌丑陋，莫言說自己小時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還因此打過他。最后母親開導莫言，讓他多做善事，這樣丑也能變成美。
童年時的莫言非常喜歡聽說書，聽到后來自己也能說上幾段，家人最后都成了他的聽眾。母親很擔心他將來靠耍貧嘴吃飯，于是提醒他少說話，筆名“莫言”由此而來。
通稿稱，莫言自己說，自己的故事起初都是他個人經歷，是在真實故事的基礎上進行虛構的。在諸多小說之中，最貼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除了把母親寫進小說，莫言的親人和鄉親也都在小說中登過臺。在小說《蛙》中就出現過姑姑的形象，不過，現實中的姑姑與小說中的姑姑完全相反，莫言做了文字化的處理，小說中的人物超越了現實。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莫言認為自己的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
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莫言強調，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
他還特別用《天堂蒜薹之歌》作例子，提出了“人的立場”：
“文學發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關鍵在于，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字，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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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似乎最關鍵的故事
莫言的演講稿題為“講故事的人”，這同時也是英國藝術批評家約翰·伯格一本隨筆集的名字。
莫言的演講幾乎全是在講故事，先講母親的故事，再講創作的故事，最后講的三個似乎最關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自己舉報過一個參觀苦難展覽不哭的同學，多年之后因為告密而懺悔。
莫言總結說，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年輕的時候，因為反駁老長官“我不是人嗎”而得意，現在則覺得內疚；最后是聽爺爺講的故事，風雨大作的廟宇里，八個泥瓦匠在避雨，他們需要找出那個有罪的人出廟接受懲罰，七個人都認為是第八個有罪，結果把他扔出廟宇時，廟就塌了。
和莫言的所有表現一樣，對于這份演講稿，贊貶都有。貶的人說莫言的演講“又臭又長”、“只講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像個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沒有情懷”，“演講太一般了。一堆感傷，并無神奇。苦難并不是文學。母親并非信仰。”
香港作家廖偉棠直接在微博中表示，莫言“假哭”的故事放在演講里不妥：“關于哭的故事，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莫言再一次偷換概念。……你的小學同學在表演哭，不等于今天現實中哭泣的人都在表演哭，你可以有不哭的權利，但絕對不能說哭的人就是在表演。”
贊揚的人則認為他的故事意味深長。網友“樹下馬蘭”這樣解讀三個故事：“第一個，人人都在演戲，人性就是裝；第二個，人人都在自說自話，溝通就是雞同鴨講；第三個，人人都是愚昧的，存在就是合理。”
作家陳村在微博里透露：“今晚和朋友們吃飯，王安憶幾次贊賞莫言講的最后一個故事。”同為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此前一直被拿來和莫言作比較，被認為是一位“低調”、“中立”的作家。
蔣方舟在網上也表示對莫言的最后一個故事很喜歡：“最后那個故事，怎么解讀都會挺有意思的，如果從政治學的角度解讀其實還挺大膽很深刻的。相互勾心斗角的結果可能是整個廟宇都塌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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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里是誠實的就夠了
從莫言得獎的消息傳出直到領獎的整個過程，爭議似乎都圍繞給莫言制訂道德標準有關。批評莫言的人希望莫言承擔得多些再多些，支持莫言的人則高呼政治要和文學松綁，把文學還給文學。
但仍有不少人不滿意莫言此次瑞典之行的講話，對莫言提出了種種期望和要求，甚至連莫言的演講里只講故事都為人詬病：“本來能說得明明白白的話，可誰叫你莫言非要嘴里含棗兒曲里拐彎地表達。”
作家陳村對這些要求表示無法贊同：“搞文學又愛搞政治……手伸得太長，就沒本業了。1949年后的古詩文和外國文學的序言，往往譴責作者們不夠政治，帶有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局限性。某些人深得這衣缽。”
同樣是作家的蔣方舟也認為外界對莫言的要求過多：“可能政治的東西很多不應該由作家去承擔，為什么文學獎和和平獎沒有合并成一個獎項也是這樣一個原因。莫言老師只要在作品里是反對一些東西的，這可能對我來講已經足夠了。中國這個社會有太多的人情世故讓他在行為上是受拘束的，但是他只要在作品里是誠實的，就夠了。”
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姜逸青則強調希望多關注莫言的作品：“莫言的演講言語非常樸素，表達的意思非常豐富，很深刻。他對現實政治、生活本身不是不關注，這種生活里他本身沒有很大力量，但是他建構的世界卻有很大的力量。文學是特殊的一種表達方式，莫言先生的作品本身就是對整個生活的很多的詮釋。人們可能都希望他在他的發言當中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表達，可能是他們在替他想象，這是非常無聊的事情。”
張潤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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