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3年“軟援助”情況
據“馬里國際技術與金融伙伴”秘書處統計（見附件統計表一），2013年“軟援助”累計5.33億美元，其中維和援助2.51億美元，占47%；醫療援助1.41億美元，占26.6%；行政治理援助5,769萬美元，占10.8%；選舉援助4,381萬美元，占8%；教育援助3,291萬美元，占6.2%；男女平等援助238萬美元，占0.4%；司法與反腐敗援助183萬美元，占0.3%；財政管理援助179萬美元，占0.3%；文化援助133萬美元，占0.2%。
按國別和機構統計：
（一）美國2.38億美元，其中維和1.44億美元，醫療6,855萬美元，行政治理2,266萬美元，教育308萬美元。
（二）歐盟8,957萬美元，其中維和6,394萬美元，選舉2,075萬美元，行政治理443萬美元。
（三）德國4,899萬美元，其中維和3,167萬美元，行政治理1,429萬美元，醫療281萬美元。
（四）盧森堡1,196萬美元，其中教育521萬美元，維和482萬美元，醫療154萬美元。
（五）比利時1,063萬美元，其中醫療421萬美元，行政治理368萬美元，選舉190萬美元。
（六）瑞士1,012萬美元，其中教育482萬美元，選舉332萬美元，行政治理136萬美元。
（七）瑞典933萬美元，其中選舉622萬美元，行政治理138萬美元，男女平等96萬美元，維和75萬美元。
（八）世行875萬美元，其中行政治理582萬美元，教育187萬美元，醫療105萬美元。
（九）挪威608萬美元，全部為選舉援助。
（十）法國571萬美元，其中財政管理179萬美元，教育153萬美元，維和123萬美元，行政治理86萬美元。
（十一）丹麥420萬美元，其中行政治理287萬美元，維和132萬美元。
（十二）西班牙393萬美元，其中醫療274萬美元。
（十三）土耳其96萬美元，全部為維和援助。
（十四）伊斯蘭開發行91萬美元，全部為醫療援助。
二、2014年“軟援助”情況
據“馬里國際技術與金融伙伴”秘書處統計（見附件統計表二），“軟援助”累計4.28億美元，其中醫療援助1.89億美元，占44.2%；教育援助8,442萬美元，占19.7%；行政治理援助7,129萬美元，占16.6%；維和援助5,225萬美元，占12.2%；選舉援助1,267萬美元，占3%；男女平等援助812萬美元，占1.9%；司法與反腐敗援助618萬美元，占1.4%；文化援助372萬美元，占0.9%；財政管理援助77萬美元，占0.2%。
按國別和機構統計：
（一）美國7,918萬美元，其中醫療援助5,658萬美元，行政治理援助3,910萬美元，教育援助1,868萬美元。
（二）聯合國5,859萬美元（不含維和），其中醫療援助2,309萬美元；選舉援助1,197萬美元；教育援助1,138萬美元；行政治理援助708萬美元；男女平等援助417萬美元；文化援助86萬美元。
（三）加拿大5,214萬美元，其中醫療援助2,858萬美元，行政治理援助251萬美元，教育援助200萬美元，司法與反腐敗援助96萬美元。
（四）德國5,090萬美元，其中維和援助3,275萬美元，行政治理援助733萬美元，教育援助714萬美元，醫療援助366萬美元。
（五）世界基金5,055萬美元（貨幣基金所屬機構），全部為醫療援助。
（六）荷蘭2,306萬美元，其中醫療援助965萬美元，教育援助579萬美元，司法與反腐敗援助444萬美元，行政治理援助259萬美元。
（七）世行2,219萬美元，其中行政治理援助1,371萬美元，教育援助695萬美元，醫療援助153萬美元。
（八）瑞士1,485萬美元，其中教育援助673萬美元，行政治理援助424萬美元，維和援助347萬美元。
（九）比利時1,217萬美元，其中行政治理援助1,023萬美元，醫療援助95萬美元，教育援助76萬美元，男女平等援助22萬美元。
（十）歐盟990萬美元，其中維和援助463萬美元，行政治理347萬美元，司法與反腐敗77萬美元，文化援助63萬美元，選擇援助38萬美元。
（十一）瑞典797萬美元，其中行政治理援助617萬美元，男女平等援助110萬美元，維和69萬美元。
（十二）西班牙733萬美元，全部為醫療援助。
（十三）盧森堡502萬美元，其中教育援助270萬美元，醫療135萬美元，文化96萬美元。
（十四）丹麥359萬美元，其中行政治理193萬美元，維和166萬美元。
（十五）土耳其205萬美元，其中維和193萬美元。
三、國際技術與金融伙伴“軟援助”特點分析
通過近兩年數據分析，馬里國際技術與金融伙伴“軟援助”的主要領域包括維和軍事培訓、醫療、行政治理、選舉、教育、男女平等、司法與反腐敗、財政管理、男女平等、文化等。2013年，上述援助占援助總額的26%；2014年，占援助總額的24%。
“軟援助”的主要特點是：第一，“軟件”和“硬件”相結合，即提供裝備，又派遣培訓專家，不但教授技術，還傳播“理念”。第二，專家來訪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政府與民間雙管齊下，兼容并蓄；同時，也邀請受益單位人員前往援助方參觀，或接受培訓。第三，援助渠道的選擇主要取決于項目的受益對象。比如維和、選舉、司法與反腐敗、緊急人道援助、行政治理、公共財政管理等主要是通過政府間進行；而教育、醫療、文化、男女平等大都通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進行，援助方派出人員和設備，深入基層，直面百姓。第四，“接地氣”。美國每年派出“和平隊”，多為青年學生，一般為10—20人，直接進入鄉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但學習當地民俗，也傳播“西方文化”，類似新版“傳教士”。第五，西方和國際機構近年來雖然重視受援國的參與，強調調動對方的積極性，但對政府層面的“軟援助”，仍然采取高壓政策，多以“衛道者”自居，強迫對方接受。而對民間和基層的“軟援助”，多以“施舍者”的身份出現，讓草根階層感受本國政府所沒有的“慈善大使”的溫暖。第六，“軟援助”聲勢較大，但宣傳作用遠大于實際效果。至今，關于“軟援助”的評估體系還沒有正式確定。
不管怎樣，國際技術與金融伙伴的“軟援助”由于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上下互動，局面活潑生動，仍然具有可借鑒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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