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對東亞國家貿易依賴度變化的原因
從日本與東亞國家整體的貿易依存關系，以及具體層面上的初級產品、制成品和服務貿易依賴度的變化軌跡來看，日本與東亞主要國家的貨物貿易聯系日益緊密，但服務貿易聯系相對微弱。近十年來，日本向東亞國家出口初級產品的比重增加，出口制成品的比重下降，與絕大多數國家的制成品產業內貿易指數有所降低。對這一變化軌跡背后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判斷日本今后對外貿易依賴度的發展動向。
1. 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
市場規模是決定各國之間相互貿易規模和結構變動的重要因素，除了取決于現有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發展水平外，更取決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潛力。近年來，北美和歐盟國家經濟增長乏力，與此相比，中俄作為“金磚國家”成員，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國家，東盟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其經濟增長速度均較快，東亞八國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明顯高于北美和歐盟國家。
1992～2013年間，歐盟15國、北美三國與東亞八國相比，以2002年為界，前后兩個11年間的經濟增長率變化趨勢明顯不同。后一個11年與前一個11年相比，歐盟15國中，除瑞典的GDP增長率有所提高外，其余14國均表現為較大幅度的下降；北美三國的GDP增長率均有所下降；而在東亞八國中，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俄羅斯、中國、泰國的GDP增長率均表現為上升，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增長率雖然有所下降，但仍分別達到3.48%、5.09%和5.87%的年均水平，遠高于歐盟和北美國家。東亞國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其市場規模擴展較為迅速，進口增速快，對日本產品的吸納能力不斷增強，日本對東亞國家的貿易依賴度不斷提高也就易于理解了。同時，東亞國家較快的經濟發展也使得其居民的需求結構不斷升級。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經濟的較快發展，帶來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其需求結構也不斷升級，為日本的制成品及其零部件出口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另外，從區域內貿易依賴度看，日本與東亞國家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雖已達到40.9%，但是與歐盟53.5%和北美49.9%的內部貿易比重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即使僅以中日韓三國間的貿易來衡量，也有“極大的發展潛力”或者說“潛力巨大”。可以認為，日本與東亞國家間的貿易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2. 初級產品價格上漲
日本是一個嚴重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礦物產品、能源產品與農產品等均需大量進口。二戰后到21世紀初期，初級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使日本獲取了大量的“資源紅利”，初級產品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持續下降，貿易結構不斷得以改善。2002年到2008年，世界市場上的初級產品價格經歷了一次大漲行情，2008年8月到2009年3月，初級產品價格又大幅回落，此后有漲有跌，截至2013年雖然均有所回落，但仍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受此影響，日本初級產品進口在其進口總額中的占比不斷上升，2008年達到50.4%，2013年為48.68%。從2005年起，以石油為主的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就取代了機械及運輸設備，成為日本的第一大進口商品，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以后這一趨勢更為明顯。
東亞國家是世界上重要的農產品、礦物產品和燃料產品的生產國和出口國，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俄羅斯。隨著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資源紅利”轉變為“資源約束”，日本的初級產品進口規模不斷增加，從東亞進口初級產品的增幅更大，對東亞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依賴度自然相應地增大。
3. 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影響
從日本對東亞國家貿易依賴度變化的時間節點看，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對日本的消費、投資和進出口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前后的互聯網泡沫破裂、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及隨后的歐債危機，這些外部危機與日本內部的長期蕭條相疊加，成為日本對東亞國家貿易依賴度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
日本經濟長期蕭條的主要表現是工礦業生產指數長期處在較低水平，1992年到2013年間有17年的數值低于100。同時，日本企業的利潤率下降、破產率上升，工人的工資水平增速下降、失業率提高，從而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再加上內需不振，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影響了日本進出口的規模和結構。與20世紀90年代之前相比，日本對外貿易增長放緩，貿易順差額也不斷降低直至連續三年出現逆差，與之前每隔十年左右即出現一次產業和貿易結構升級相比，日本20多年來的貿易結構升級是非常緩慢的。
同時，外部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疊加到內部經濟停滯上，直接或間接地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匯率變化影響著日本對東亞國家的貿易依賴度。從進出口方面看，亞洲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破裂、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使得美歐的貿易保護傾向增強，進口吸納能力下降，導致日本出口增長受挫、外貿逆差，歐美國家對日本貿易的重要性不斷下降。在這幾次危機中，中國的經濟和外貿發展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較輕，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逐漸上升，成為日本對東亞國家貿易依賴度提高的主要推動力。從對外直接投資看，歷次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都導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絕對規模下降，尤其是歐美國家金融危機的影響幅度更大。危機期間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導致生產性機器設備的出口增長下降，阻礙了日本與歐美國家水平型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發展。同時，為了避免產業空心化，日本一直將制造業的重要部門和核心產品生產留在國內，對外直接投資遵循“邊際產業擴張論”的原則。在這一背景下，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想方設法降低生產成本，擁有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資源的東亞國家越來越成為吸引日本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長。尤其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對北美和歐盟國家的投資增長放慢，對東亞國家投資增長加快，與此緊密聯系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貿易以及初級產品貿易也加快發展，使得日本對東亞國家的貿易依賴度不斷上升。
從匯率角度看，亞洲金融危機和互聯網泡沫破裂后的1997～1998年和2000～2002年，日元兌美元匯率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但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08～2012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出現了較長時間和較大幅度的升值，至于日元兌歐元匯率則在2000～2007年和2009～2011年分別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和升值。與之前不同，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中，日元兌美元和歐元匯率不僅沒有貶值或保持穩定，反倒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升值，非常不利于日本對北美和歐盟國家的出口。與此相對地，在整個考察期內，日元兌新加坡元、韓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均保持在穩定的水平上，波動幅度很小。因此，相較而言，日本與東亞國家的貿易收益受匯率波動影響較低，更有利于貿易的長期增長。
4. 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和發展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由此帶來的技術和制度創新大幅度降低了國際交易成本，國際生產網絡得以形成和發展。跨國公司通過對世界各地的生產資源進行整合，采用投資建廠或業務外包的形式，在世界范圍內開設工廠。在這一生產體系下，不同生產環節之間產生了大量的零部件和中間產品貿易，并對所在地的進出口和就業產生重要影響。國際生產網絡是產品內分工模式的主要體現，在產品生產過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區段、不同零部件被分布到不同國家，每個國家專攻某一產品價值鏈的特定環節。在國際生產網絡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以中國為首的東亞逐漸成為世界工廠，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貿易急速發展，產品內貿易成為重要的貿易模式。據統計，零部件出口在東亞機械產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達到28%，而在北美和歐盟為25%和17%，充分表明了東亞對零部件貿易的依賴程度比世界上其他區域要高，也成為日本與東亞國家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5. 東亞國家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的影響
眾所周知，美國和歐盟的產業結構早已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服務業的產值和吸納就業能力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二，服務貿易的發展也較為迅速且長期保持順差。而在東亞地區，除了日本和韓國外，大多數國家都尚未完全完成工業化進程，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生產性服務業水平更低，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遠未達到北美和歐盟國家的水平。就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看，日本是東亞國家中最高的，2011年為72%，而東亞八國中，只有新加坡達到了73%，其余國家均低于60%；同期，美國加墨西哥的這一數值高于60%，歐盟國家中除德國外的其他14國均高于70%，東亞國家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距甚大。
不僅如此，中日韓俄和東盟等東亞國家的服務貿易基本處于長期逆差態勢，且逆差額較大，表明東亞國家的服務貿易缺少比較優勢、競爭力較弱。因此，日本的服務貿易高度依賴于北美和歐盟，對東亞國家的依賴度很低。從國際貿易發展趨勢看，由于貨物貿易增長乏力，服務貿易將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熱點領域和新增長點。對于北美和歐盟國家來說，服務貿易順差已成為彌補其貨物貿易逆差的重要手段，而且其服務出口競爭力較強，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發展較為迅猛，在未來的國際服務貿易競爭中占據極大的先發優勢，并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和金融資本的控制力牢牢把握著服務貿易的發展。目前，北美和歐盟在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和其他自貿談判中，都將服務業開放作為重要的磋商領域。而對于日本來說，服務貿易的長期逆差態勢表明其服務業部門競爭力孱弱，且在短期內很難有實質性飛躍，也難以擺脫對美歐的單方高度依賴。日本服務貿易的地區分布呈現出與貨物貿易明顯不同的特點，集中度高，進出口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進一步增強與東亞國家的服務業合作非常必要而緊迫。
綜上，從日本與東亞、歐盟、北美的貨物、服務貿易依賴度變化軌跡看，日本對東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依賴度都有所增強，尤其是貨物貿易的上升勢頭非常明顯，而對歐盟、北美的貨物貿易則處于下降通道，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也已達到很高水平，進一步拓展的余地非常有限。總的來說，在數量上，日本對東亞國家的貿易依賴度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但從質量層面來看，日本與東亞國家的貿易和分工潛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可以認為日本發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空間均在東亞。
（作者：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向麗、王厚雙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新華網日本頻道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為“新華網日本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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