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
——中國位居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對美投資高于美國對華投資
作者：王婷
該報告以績效全球化、戰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場全球化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化為一級指標構建了中國企業全球化評價體系，跟蹤收集的300家跨國經營的中國企業數據。2017年度調查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910份。根據CCG調查，73%的企業均對“一帶一路”投資表現積極態度，投資意愿強烈。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投資經營的方式多樣，“產品出口”“工程承包”“建立合資企業”和“建立獨資企業”占比較多。調查同時指出，雖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資產價格便宜”“天然資源豐富”等優勢明顯，但政治等風險仍為“一帶一路”投資環境的限制因素。
一、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表現謹慎，出現小幅回落
（一）全球化出現“倒車”現象，對外直接投資小幅回落
根據全球化智庫（CCG）研究出版的《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藍皮書，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復蘇之路崎嶇。與201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出現的強勁上揚之勢相比，2016年出現了小幅度回落，全年同比下降了2%，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降至約1.75萬億美元。
2012～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FDI）
CCG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加之2016年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的逆全球化浪潮，使全球對外直接投資表現謹慎。2016年因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事件，全球出現了小幅反全球化浪潮。特別是特朗普上臺開始反對原有的自由貿易協定與TPP，明確表示要對現有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提高關稅，以促進美國的境內的工業增長和刺激就業的言論，體現了其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同時導致世界貿易格局的大幅變動。可以說，難民危機挑戰了歐盟融合的價值觀及政策、英國脫歐是歐債危機引發對歐洲一體化質疑的具體表現，歐洲區域開放政策觸礁；特朗普上臺代表了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聲音。因此，歐美出現全球化倒車的現象也是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小幅下滑的原因之一。
（二）全球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小幅上揚，歐洲、亞洲和北美最吸金
2016年，全球整體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流入量持續增加，與2015年相比上揚7.3%，超過1萬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的59%。另外，2016年歐洲區域獲全球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多，占投資總額的33%，其中跨國并購推動的股權投資行為成為最大拉動力。其次為亞洲占比28%、北美占比26%、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共占比9%、最后非洲占比4%。
2016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區域分布
（三）服務業仍占對外直接投資“半壁江山”，高端生產、智能制造成新熱點
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的行業來看，2016年以金融、商貿及通訊行業為主的服務業占比雖下落至51%，但仍處在領頭位置。另外有41%的資金流向制造業，呈持續增長狀態，探及原因是依靠電氣和電子產品、食品及煙草等行業的大宗跨國并購交易帶動；農業僅占8%仍處低位，這是由于初級商品價格低，導致原材料、能源產業的跨國企業海外投資繼續收緊。
報告主編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分析認為，在全球化發展的浪潮中，2016年對制造業的跨境投資向微笑曲線兩端不斷推移，進而推進高端生產、智能制造等境外投資成為新熱點。這主要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核心是推動制造業技術變革。美國特朗普上臺后積極推進“制造業回流”、同時倡導先進制造伙伴計劃；歐洲德國的“工業4.0”戰略推進制造業的創新；“中國制造2025”從頂層設計中體現創新驅動的特點等，都使得資本追逐技術成為制造業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
（四）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活躍的出境并購國
2016年，全球跨境并購增長18%，達869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全球并購投資在第一、二、三產業都有所回升。與并購投資相比，綠地投資增長乏力，2016全球年綠地投資額為8280億美元，同期增長7%。值得注意的是，制造業的綠地投資下降9%，投資額跌至2920億美元，生產性投資略顯不足。
CCG認為，在跨國并購方面，2016年來自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表現活躍，是全球跨國并購領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根據CCG的統計，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額超過2000億美元，由此可以判斷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活躍的出境并購國；另外，在綠地投資方面，由于一些發達國家對境外投資的監管開始收緊，全球對初級產業的投資開始放緩。綠地投資開始轉移至技術、高端制造等領域。這對直接在東道國新建企業，現地運營增加了成本與經營難度。因此，在綠地投資方面全球出現增長緩慢的趨勢。
（五）國際投資政策整體趨向自由化與便利化，部分國家收緊外商投資限制和監管，中企對外投資不確定性加大
根據全球化智庫（CCG）研究編寫，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藍皮書，2007～2016年，全球出臺的對外投資政策數量持續增加。貿發會的統計，2016年全球58個國家，出臺涉及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共124項，較2015年增長25%，達到自2007年以來的最高數值；其中自由化與便利化政策84項，占比68%，顯示國際投資政策仍在向自由化與便利化發展。此外限制對外投資的政策數量也有所增加，共22項，占政策總量的18%；中性政策為18項，占14%。
報告分析，2016年盡管全球投資政策整體趨向自由與便利化，但是個別發達國家也正在收緊外商投資規定，對外投資加強監管和限制措施也在增加。而從2016年的中國投資目的地來看，資金流向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市場。東道國的投資限制壁壘增加，加大了中企對外投資的不確定性。因此，盡管全球投資政策整體趨向自由與便利化，但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仍需要加強政治風險防范。
二、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狀況
（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持續增長，2016年仍創新高，但井噴式增長出現逐步放緩
根據CCG的統計，2016年1-6月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共456宗，而下半年7-12月并購筆數降為316宗。整體呈現上半年海外投資活躍，下半年開始逐步放緩的態勢。
綜合分析，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由井噴式增長逐步出現放緩的跡象。主要是2016年下半年我國政策轉向變化加快，審批、資金監管趨嚴，和部分發達國家收緊外資準入所導致。但是，整體來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連續10年實現增長，2016年達到了1701.1億美元，是2006年的8倍，對外投資依舊創下歷史新高。
（二）中企對外投資區域分布：歐洲居榜首，美國仍是最受青睞的單個投資接受國
全球化智庫（CCG）研究編寫的《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藍皮書指出，從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集中于歐洲、北美與亞太區域，比重分別為35%、29%和25%。其中，在歐洲投資221起，投資金額1114億美元；在北美投資175起，投資金額為908億美元；中國企業在亞洲投資148起，涉及投資金額602億美元。
從對外投資單個國別看，中國企業依然熱衷對美投資。繼2015年中企對美投資首超美對華投資之后，2016年對美投資持續熱情高漲。中國已超過其他國家成為美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赴美投資的中國企業主要以并購為主要進入方式，通過投資美國企業，以提升中國企業知名度、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整合為主要投資動力。但面對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民粹主義和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對相關行業細分領域的安全審查，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要注意加強法律方面的風險防范意識。
（三）對外投資主體繼續多元化發展，民營企業有望成為“走出去”主要力量
2016年“走出去”主體呈多元化發展，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上表現積極，成為對外投資的生力軍。根據CCG的統計，2016年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金額雖呈現小幅下滑，但投資數量達到395筆，依然超過2015年總投資數量。
CCG認為，2017年隨著國家對海外投資的國有企業審核進一步加強，機制靈活的民營企業的投資額將有望超過國企，成為“走出去”的主要力量。與此同時，民營企業海外發展在審批程序、外匯出境限制、境外并購貸款、對外投資法律障礙等方面，依然面臨比國企更多的問題和困難。因此，在政策上建立健全的境外投資法規制度，簡化并且改善民企海外投資管理，完善外匯管理政策，提高審批效率，也是接下來促進民營企業海外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跨國并購成為中國企業主要投資方式，綠地投資下降
從投資方式來看，跨國并購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根據CCG的梳理，2012～2016年跨國并購案例宗數持續增加。2016年再創新高，總量達到772起。在綠地投資方面，2016年綠地投資的投資筆數與投資金額，與2015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CCG分析，隨著“十三五”規劃的實施與深入，加之“中國制造
（五）制造業領域對外投資勢頭增長強勁，對外投資領域向高端制造轉換
從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領域來看，制造業對外投資勢頭依然強勁，占總投資比重的1/3以上。特別是重視對歐洲等發達區域的先進制造業的投資。另外，2016年中國標準“走出去”成亮點，并體現在不同行業之中。例如，中國港口技術不斷發展海外投資，帶動了中國的建設標準、技術的國際化進程。
CCG分析，隨著中國經濟從投資、出口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海外投資也從能源類投資向高端制造、品牌和技術類投資轉換。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開始注重推進中國標準“走出去”。另外，華為、中興等企業也開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六）“一帶一路”共建呈“梯隊式”發展，民營科技企業逐步成為“一帶一路”新力量
中國企業走向“一帶一路”首先以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的國企作為第一梯隊，率先進入東道國市場，帶動上下游產品制造為主的第二梯隊跟進。在此基礎上，帶動科技、服務、資本逐漸成為第三梯隊的新力量。
CCG分析，2016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投資小幅回落，主要是在我國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的時期，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主要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主。而對“一帶一路”的投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投資較為集中在能源、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電信等大規模產業領域，投資回報很難在短期內顯現。另外，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基礎設施的逐漸完善，中國的民營科技企業也開始加快對“一帶一路”投資的腳步，逐漸形成梯隊式投資模式。且“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互相合作，將是助力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健康發展的新契機。
（七）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加重視全產業鏈布局，以提升各環節國際競爭力
現階段，中國企業“走出去”主要為獲得海外先進的研發技術、知名品牌、高端人才、海外資源、市場渠道、先進的管理經驗等。中企全球化發展不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輸出，更是全產業鏈上的全面發展布局，以提升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國際化水平為抓手，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報告認為，隨著更多的中國企業揚帆出海，在全球范圍內戰略布局、調動資源配置等企業活動將逐步增多，加速全產業鏈上的全球化發展，是中企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戰略之一。
（八）海外經營本土化戰略更受中國企業重視
從2016年CCG對中國企業海外發展的調查顯示，多數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開始重視本土化戰略發展，重視與當地協同發展。
CCG認為，企業全球化的成功，來自本土化的能力。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已經開始重視與當地社會的溝通能力、提升與當地人民的合作能力、加強與第三方組織的協助能力、有意識地提高在不同市場因地制宜的經營能力。企業植根于當地，與當地人民構筑信賴關系、為當地社會提供就業崗位、增加稅收，同時贏得當地消費者的青睞，是企業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關鍵因素。
（九）中國企業“抱團出海”趨勢明顯
從2016年CCG對中國企業海外發展的調查顯示，近年來更多的中國企業選擇“抱團出海”共同開拓海外市場，成為企業間優勢互補、分散海外投資風險的新模式。同時，政府也在積極引導企業采取強強聯合的方式，鼓勵“抱團出海”，實現海外協同發展，有效進行海外風險防控。
CCG認為，以園區輸出模式的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開拓全球市場的重要方式。為企業“抱團出海”提供新平臺，可有效降低投資成本和風險。梯次輸出式的“抱團出海”，可以有效推進全產業鏈配套“走出去”，在海外形成中國價值鏈，既降低了科技企業“走出去”的市場風險，也豐富了大型企業綜合服務的技術含量，全面提升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的產業力量。
（十）企業對外投資“軟實力”競爭意識大幅提升，有意打造“世界品牌”
根據CCG2016年對200家“走出去”企業的調查顯示，提升品牌成為企業“走出去”的主要驅動力，占中國企業“走出去”要素的43%，企業海外投資軟實力競爭意識大幅提升。
CCG分析，隨著中國企業不斷走向國際市場，品牌戰略意識隨之加強。目前，國家電網、工商銀行、騰訊、海爾、中國移動、華為、聯想等在世界范圍內創建了自己的品牌形象，提升了自身知名度與國際競爭力。接下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有意識的通過打造全球知名品牌，收購海外知名品牌，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延伸，在提升產品“硬實力”的同時打造品牌“軟實力”，是提高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要素之一。
三、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六大問題
全球化智庫（CCG）《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藍皮書同時也指出，中國企業“走出去”目前面臨六大問題。
（一）“一帶一路”倡議初期，海外投資風險顯現，出現外資準入門檻高、設置投資隱形壁壘等
各種“隱形壁壘”的客觀存在使得“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與此同時，“一帶一路” 建設項目規模、資金需求量巨大，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經驗不足、國際化水平不高等問題，使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初期投資風險上升。
CCG認為，企業經營管理不完善、企業融資困難、沿線國家市場不成熟、企業人才儲備缺乏、中介服務機構乏力、地域投資風險和政治風險系數高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出現外資準入門檻高、設置投資隱形壁壘的主要原因。對此，報告建議，企業方面，建立國際化管理模式、加強企業間戰略合作、增強形象與品牌戰略；政府方面，制定“一帶一路”投資總規劃、提高企業國際化水平、做好風險評估應對、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另外，建議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相關金融機構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深化前行。
（二）“走出去”企業合規性隱憂顯現，國內外監管趨嚴
2016年下半年開始，國內監管環境趨嚴，我國企業“走出去”步伐放緩，同時境外國家安全審查以及外國投資審查制度趨嚴，特別是敏感地區的敏感行業受到特別的關注，同時反壟斷和審查制度聚焦中國國有企業。中國企業積極“走出去”的同時，合規性隱憂開始逐漸顯現。
CCG認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輕視盡職調查、投資情緒過熱、東道國保護主義、服務機構國際化水平低等，是導致“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合規性風險突出的主要原因。
為此，CCG提出了解決建議。企業方面應增強法律意識，注重監管信息和相關法律政策、樹立正確的投資觀念；政府方面需加強海外投資立法、增強國家間政治互信；另外，律所、行業協會方面要“走出去”、積極構建國際化團隊、成立相關專業委員會擴大國內外交流。提升對外法務的服務能力。
（三）跨境電商初“出海”，多方面問題開始凸顯
跨境電子商務逐漸成為全球化時代下的新藍海，撬動國際貿易格局的新力量，成為推動中國創業創新和經濟轉型的重要手段。但與此同時，隨著近幾年以淘寶全球購、天貓國際、聚美優品、蘇寧等跨境電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產業運輸風險、海關報關、風險管控與監管等方面問題也開始逐漸凸顯。
CCG認為，傳統銷售方式不適應、物流清關報稅體系不成熟、售后體驗難保證、監管問題突出是跨境電商初“出海”，海外發展困難多的主要原因。
為此，CCG提出了解決建議。企業方面要不斷健全供應鏈體系、完善售后服務和用戶體驗、加強商家審核監督能力；政府方面要完善跨境電子支付體系、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制定跨境電商國際經貿規則；另外，海關總署等相關部門需聯手，為跨境電子開辟綠色通道
（四）“走出去”制造業向“高端智能化”轉型遇難題
中國制造業日益發展壯大，自2010年起已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是全球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是制造業的“大而不強”仍是亟須突破的瓶頸。
CCG認為，產品附加值低、生產成本高、研發投入和人才供給不足是“走出去”制造業向“高端智能化”轉型難的主要原因。
為此，CCG提出了解決建議。企業方面，要加速搶占新技術藍海、創新投資模式、打造“世界品牌”戰略；政府方面也要引導境外合作、構建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完善教育結構引進高端人才。
（五）中國產業園區海外發展困難多，出現空心化現象
我國境外產業園區發展仍處于摸索階段，風險與優勢共存，我國海外產業園區的建設經驗欠缺，特別是缺乏整體的規劃以及合理的企業資源配置，帶來開發成本偏高、經營形式粗放、配套設施不完善等問題。目前來看，境外產業園區多以民營企業為主，園區規劃不合理，落戶項目缺乏，招商能力弱，缺少央企和國企等有集聚效應的項目；同時，對東道國法律、市場環境了解欠缺、綜合情況分析和研究調查不足、企業本土化程度不高、投融資水平有限等問題表現突出。
CCG認為，中國海外產業園區建設周期長、融資難、缺乏園區人才、發展模式“封閉化”，是其出現空心化現象、發展艱難的主要原因。
為此，CCG建議，企業方面，需對接東道國發展戰略、多元融資精細招商、培養園區人才、樹立企業責任、尊重當地習俗；政府方面要建立產業園區工作組、完善服務體系、建立戰略示范園區、加強人才培養。
（六）“走出去”中小企業面臨融資瓶頸
近年，中國民營企業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不斷尋求技術突破，塑造國際品牌形象。隨著中小企業逐漸成為“走出去”主力軍，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等問題卻逐漸成為阻礙中小企業“走出去”的發展瓶頸。
CCG認為，金融市場不成熟、信用體系不健全、企業申貸門檻高、信息不對稱等是海外發展的中小企業面臨融資瓶頸的主要原因。
為此，CCG建議，企業方面需拓寬融資渠道、提高擔保貸款額度、構建信用強企；政府方面需要發展金融機構海外布局、與國際金融機構交流合作、增強融資服務作用；另外，相關金融機構也要創新金融工具和融資方式、建立多元金融機構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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